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飞岸
特朗普坚持修墙和民主党反对修墙,都不过是一种迎合选民的行为,美国选民的分裂决定了美国否决性政体的弊病只会越演越烈。而在否决性政体的掩盖之下,两党对资本利益的维护则毫无分歧。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如果美国对资本的优待导致大量资本流回美国,无疑会引发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如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战略不加改变,未来的世界会更加危机四伏。
从特朗普修墙经费被国会否决导致政府关门到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引发新一轮议会与总统斗争,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内斗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出特朗普修墙的费用。不仅特朗普这个当事人频频抱怨美国政治制度设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同福山的观点：美国政治制度在政治极化条件下已经形成否决性政体,美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非常严格,修正案一般须得到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并获得四分之三以上州议会的批准。在极化政治背景下,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比登天还难。
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政治弊端摆在眼前,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权力制衡说明美国民主、否决性政治并不是美式民主发展的必然,它只是特朗普个性导致的结果。事实上,这种观念是对美国制宪历史和现实的无知。第一,权力制衡最初的设置恰恰是为了反对民主的多数;第二,美式民主只是各种民主模式中的一种,被称为建立在利益集团政治之上的多头政体。无论是权力制衡还是利益集团政治本身,都和民主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要理解美国当前的制度困境,我们需要更接近历史和现实的真相。
反对多数的美式民主
与今天很多人将限权等同于民主相反,美国权力制衡最初的设置恰恰是为了反对民主的多数。美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美国宪法。根据美国财政部档案文献记载,在参加美国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40人拥有公债券,14人是土地投机商,24人是高利贷者,15人是奴隶主,11人从事商业、制造业和航运业。没有一个人是小农和手艺者出身,而这些人在当时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从制宪会议代表构成来看,美国宪法的立宪程序就很难说是民主的,甚至也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混合政体的原则,因为代表并不是出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仅仅代表社会的上层。
由于是代表上层的精英在立法,所以美国宪法在制定时自然首先反映的是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对处于精英地位的美国立国之父而言,他们当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立法和行政机关成为多数利益的代表,进而侵犯他们的财产权。为此,他们放弃了当时在英国已经发展成熟的议会制,精心设计了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让非直选的总统和非民选的法院去平衡选举产生的议会,又将议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用贵族制去平衡民主制。
美国立国之父汉密尔顿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他相信,“代议制通过选举将会出现一种行业家长制,各行各业的有财势成员将在政治上代表其他人”。除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之外,为了防止民主多数的形成,麦迪逊冒着派别利益侵犯公益的风险,鼓励利益集团的发展。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多数派是可能产生的各派中最危险的一派,因为多数派最有能力取得全面的权势。然而,如果政治社会的范围很广泛,并包容大量各不相同的局部利益,数量和局部情势本身必然使具有一致多数利益的公民无法一致地实施其压迫计划。这样,要求发行纸币、废除债务、均分财产或任何其他不当或险恶计划的狂热行为对首要的有产者的利益集团的危险就较小了。”
在美国立法之父的精心设计下,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在美国被种族、职业、社团、宗教等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分散,从来无法形成有效的联合。直到罗斯福新政改革之前,美国一直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资本肆意侵犯劳工权利的国家。直到今天,因为权力制衡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存在,美国总统和议会虽由民众选举产生,却难以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也难以出台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立法和政策。多项研究指出,在后罗斯福时代,美国政府和议会对中下层诉求的回应微乎其微,政治制度的反民主设计正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核心原因。如果我们把民主看作人民当家作主或政府代表人民的政体,那美国远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甚至是一个反民主的国家。
从分裂的多数
到否决性政治
由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各地的强势崛起,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美国的统治精英不得不放弃一贯坚持的财产权优先原则,向民众利益作出让步。经过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几任总统对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调整,新政为美国民主塑造了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形象。随着苏联解体和苏东社会主义力量的衰落,美国重新进入了资本强势的时代。
资本强势回归导致大量不利于劳工的立法和政策出台,也空前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美国新政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结构受到极大冲击,中产阶级政治下两党趋同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由于民主党的铁票仓南方白人对民主党进行民权改革的不满和共和党“南方战略”的推行,民主党日渐抛弃经济左翼的政纲,并开始向文化左翼转型。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转型又一次加深了美国中下阶层的传统裂痕。虽然有共同的敌人——金融资产阶级,但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价值观冲突还是将中下层分割为不同的利益集团选民。在中下层选民分裂的背景下,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锁定选民,越来越难以在目标选民分歧严重的议题上实现妥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下层选民分裂的基础上,美国又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精英与底层的断裂。底层要安全、要工作、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精英要自由、要多元、要保护移民、要全球化。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由于在政治纲领上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基本盘——底层劳工,无法接受回归罗斯福的桑德斯,铁锈地带白人对民主党失去自己经济左翼的特征并转向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表示不满,纷纷站到了高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旗帜的特朗普一边。然而,共和党传统上是代表上层资本利益的政党,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发生的变革不是上层向中下层的利益让渡,而是中下层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特朗普把劳资之间的矛盾掩盖起来,转化为了白人和少数族裔的矛盾。
特朗普坚持修墙和民主党反对修墙,都不过是一种迎合选民的行为,美国选民的分裂决定了美国否决性政体的弊病只会越演越烈。而在否决性政体的掩盖之下,两党对资本利益的维护则毫无分歧。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如果美国对资本的优待导致大量资本流回美国,无疑会引发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如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战略不加改变,未来的世界会更加危机四伏。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