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滕珺
两会期间，“减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既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又有幸福美好的未来，这无可厚非。但理解归理解，道理还是有必要分析清楚的。
“减负”问题是东亚文化圈比较突出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日本、韩国等国也曾出现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日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宽松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日本和韩国的教育改革也是时代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爆炸让他们意识到传统的仅强调知识输入的教育已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
因此，无论是日本的“宽松教育”，还是韩国的“初中自由学期制”，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是改革课程方案，丰富课程内容，调整课程结构，把更多的学习选择权还给学生。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必然要求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而教育的改革又反作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我国的“减负”政策本质上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其宗旨是提升教育质量，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减负”的过程中，要谨防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途径匹配的问题，这也是日本“宽松教育”政策的最大历史教训。当我们压缩了强制性学习的课程内容，就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可选择的且对学生生活世界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当我们缩短了学校学习的时间，社区、社会教育支持体系就要能跟上；当我们强调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教师专业发展也要尽快跟上。第二，要谨防“反智主义”，尽管21世纪核心素养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学习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在这个知识更新换代如此频繁的时代，我们对学生知识掌握的要求不应下降，而应是大幅提升，因为这是一切合作创新的基础。“减负”不是简单的压缩学习时间，降低学习难度，而是要在有效的时间更充分地提升学习的质量。三是要关注“社会阶层固化”，由于家庭的文化资本在学生的教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凸显，而社会阶层一旦固化，社会就将丧失活力和创造力，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对此，我们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对弱势群体家庭的教育给予更大的支持。
回过头再谈中国的“减负”问题，为什么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究其根本是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层面的竞争，这其实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同时也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无权干涉。但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和社会不同职业的收入调节是可以帮助从大环境上缓解这一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北欧等国学业压力相对较轻的原因之一。第二，学校确实存在教学质量不尽人意之处，“减负”，不是要降低学习质量，恰恰相反是为了提升学习品质，减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复的、机械的学习。当然，学校教育除了教书，更得育人。而育人就更意味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工作，而是让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发生真正的“化学变化”。第三，个体兴趣的缺失，学生如果有兴趣，即便是辛苦的学习，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快乐。而如果没有兴趣，多短的学习时间都是煎熬。当然，这既关乎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也关乎社会对不同学生多元发展兴趣的包容性。
学习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要付出努力，甚至克服困难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性活动，“减负”恰恰就是要还原学生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地位，更好地提升教育质量，提升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