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三令五申为企业减负。但减负首先就要明确，“负”都包含什么内容？遗憾的是，现在不论学者还是企业家，都站在各自的领域说“负”，尚未就“负”的内容达成共识。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负”是税负，在发布他领衔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时，发出“死亡税率”之惊呼；企业家宗庆后认为“负”是“几百种行政收费”，引发财政部门对企业的调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认为“负”是“五险一金”，是“中国税负重的主因”……各个领域都是从一个角度或者一个主要方面探讨企业税费负担问题，难免给人“盲人摸象”的感觉。
实际情况是：在现行政策环境下，除了生产成本外，企业要承担的“负”主要包括税收、行政收费和“五险一金”。但是，每个企业承担的税种、行政收费和“五险一金”都有很大的差别。国企和民企有差别，比如“五险一金”的计算和交纳就不一样。大、中、小型企业有差别，比如小微企业就享受减免税政策。甚至不同地域的企业也有差别，比如新疆、西藏等地的企业，税负就低。这是我们的国情，也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我国目前开征17个税种，但大多数企业涉及的税种只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就是再庞大的企业，也不一定能把17个税种都交齐了。
我国税率的设计采取中性原则，比如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定在25%，这在世界上也属于中下水平。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有两个“偏向”：一是确定税率后，再限制税前扣除项目，即企业的一些超标支出不允许在税前扣除，比如企业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等，目前都有比例限制；二是对一些特定企业，比如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鼓励项目，比如出口项目，实施减免税政策或税收返还。
所以，一个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是高于25%，还是低于25%，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业务和自身的税务规划。
增值税也是如此，最高税率设定在17%，但企业发生的一些支出，比如福利费用、贷款费用以及招待费用等等日常费用的进项税额，全面“营改增”后仍不能抵扣。因此，一个企业增值税的高低，也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范围、支出结构以及自身的税务规划。
需要指出，各级政府和协会组织对企业的行政收费项目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今年1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娃哈哈集团提供了所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曾发生过的缴费项目共533项。经核，剔除重复计算后，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项目为212项。就是212项，也可谓费用繁多，但娃哈哈是个“百业经营”集团，涉及面广，触碰行政收费的项目就多，集中起来，就十分“惊人”。而131家企业涉及的费用项目相关部门并没有明确披露，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在以后工作中加以改进的。
企业“五险一金”的计缴也有差别。各省市每年要根据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来确定计算基数，最高基数不超过平均工资的3倍。比如北京2015年的平均工资约为7000元，2016年计算社保的最低基数就是约7000元；最高基数就是约21000元。因企业不同，计缴方法也有不同：国有企业一般根据员工的工资总额计算，员工工资超过最高基数，就不再计缴“五险一金”。北京地区的交纳比例大致占工资总额的44.3%。有些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也跟国有企业一样计缴“五险一金”，但大量的民营企业一般是按最低基数交纳，甚至按最低基数的60%交纳，尽量少交，所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很低。
总之，我国企业要承担税收、行政收费以及“五险一金”，但每个企业承受的情况不同，要区别看待。我们基于企业实践谈论问题，目的是要把我国企业的负担问题系统地探讨清楚，以利于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既要实事求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中国实践的需求，也是一种治学方法，更是目前国家发展所需。而“盲人摸象”的探讨多是一家之言，无助问题彻底解决。
全面“营改增”已吹起了“为企业减负”的集结号，在某些领域也取得显著成果。现在，我们必须从税收、行政收费和“五险一金”诸多方面下手，来为企业减负，为我国经济长足发展稳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