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新文化人视国学为“国渣”，传统文化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于是，章太炎研究国学被看做偏离了革命方向。近年来，所谓的“国学热”兴起，人们又只讲章太炎的国学成就而寡言其与革命的关联。客观地说，章太炎的国学成就非但不构成其革命思想的障碍，反而凭借其国学修养大大深化了革命宣传的力度。
以古文对今文以革命对改良
康有为等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保皇。作为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以古文对今文、以革命对改良，针锋相对，增强了宣传效果。他先后撰写了《征信论》、《与人论朴学报书》和《驳皮锡瑞三书》等多篇文章，一方面批驳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揭露康有为等人附会公羊学，曲解经书。康有为把孔子塑造成“改制圣王”，章太炎则秉承经学家法，以孔子为“史家宗主”、教育先师，从历史观、方法论以及经史关系上，对改良派的今文经学理论予以批判。他指出，孔子是史学家、教育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
关于经学的性质问题，章太炎指出，孔子作《春秋》是承继前之史学、开启后之史学，并不是什么“托古改制”，“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在方法论上，章太炎强调经史合一，以实证的方法论证孔子及其学说，剥落了孔子“改制素王”、“通天教主”的神圣光环，是对改良派学说的一大打击；他以史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论证经学问题，提高了可信度。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利用经学驳斥改良学说，又运用经学从正面宣传革命。他发挥汉学家之长引经据典，“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激起民族革命情感。他大量征引经史，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在《原人》一文中，他论证出中国民族皆出于轩辕，得出了华夏不可臣服于胡虏的结论。在《序种姓》一文中，他对中国古代种族和姓氏详加考证后说：中国政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他引述《帝典》，又据《说文》，指出“夏指中国人”，夏与蛮族有别，并考证华夏是同一种族，夷狄入主中原是破坏中国政治独立。
在面对以西学见长的严复等人非难民族革命时，章太炎博引史实，予以有力还击。1903年，严复译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社会通诠》，并以甄氏提出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为人类社会通则，以“排满”属宗法社会之事，反对民族主义。章太炎对严复等人唯西方学说是瞻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他指出，《社会通诠》乃甄氏以欧美古今事状为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规则，民族主义之是否适合中国，当以中国历史为准，而不能以所谓的公理条例为断。他尤其强调，“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中，直接把国学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即便《民报》被封禁后，他退处讲学，也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脱离革命，而是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了文化战场。国有与立，赖于国学的支撑，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
在近代，由于经学与政治存在着复杂的瓜葛，康有为等既主张改良又宗奉今文经学，因此，要想彻底推翻改良理论，就必须学术与政治双管齐下。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现身，援经论政，虽有局限，但针锋相对，影响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见，宣讲国学与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里并不冲突，国学甚至成为他宣传革命、启迪民众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