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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的外交任务可谓千头万绪。我们需从哪些方面认清国际形势，以便更好地探讨并推进中国的外交战略？
杨洁勉：抓住以下三问题，可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1.中国如何看世界；2.世界如何看中国；3.中国如何看中国。如果一定要补充第四点，则是世界各国如何看彼此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主要从前三个方面分析当前的形势。
中国如何看世界？我想可以用“三化”概括当前的国际形势：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具体来说，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三大因素叠加重合，即国际体系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转型、转轨时期，一定会有问题产生，国际形势也因此会受到全球性问题和国际突发事件的冲击。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件全球性事件产生。现在世界越来越连成一体，国际形势变化了，我们外交研究的任务也将发生转变。
世界如何看中国呢？随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可以说美国和欧洲缺乏自信，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高度敏感。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也存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实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中国国强必霸，找美国来制衡中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印度和巴西等跟我们同类的国家，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也盯着中国不放。这就更需要中国在国际上拿出泱泱大国的气度，担负起大国的责任。
中国应如何看中国自身呢？我认为，首先，中国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思想和模式一马当先，成绩斐然，但社会、文化、理念制度建设没有同步跟进，形成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其次，中国对外交往全面快速发展，对外的利益和其他方面的摩擦碰撞呈现几何式的增长；再次，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的力度需要平衡，避免民粹主义抬头。
记者：您刚刚提到周边环境的变化，近来的黄岩岛问题和钓鱼岛事件无疑都直接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我们应如何认识周边环境的变化和新挑战？
杨洁勉：从2010年开始，我国周边的问题就逐步涌现出来。我认为，周边环境总体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局部的挑战在上升。因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邻国大多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推进区域合作，所以中国能够在国际体系重组中获利，经济实力逐步转化为政治、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与此同时，周边国家对我们的防范也在上升。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后，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关系也在变化，很多周边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这对我们的外交形成了新挑战。
从周边环境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边境问题，现在主要是领海问题。中国一共有20个邻国，8个属海上邻国，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日本、越南，其中朝鲜和越南同时与我们陆海交界。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我们基本上划定了12个陆地边界，但领海边界尚未清晰划定。我们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局部战略调整，积极塑造良好的地缘政治战略环境。
另外，当今世界不缺少物质根基，缺少的是精神、理想、文化的根基，所以在构建价值观、凝聚精神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在展望和制定今后的国际外交战略时，也应如此。
记者：今年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40周年，同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面对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和中国的持续发展，今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将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
杨洁勉：从毛泽东在书房里跟尼克松会面开始，这40年虽然经历风雨，但是总体来说中美关系保持着前进的方向，两国领导人从几年见一次面到一年要见几次面。奥巴马上任以来，12次会见胡锦涛主席，4次会见温家宝总理，1次会见习近平副主席。中美合作领域从陆海空天扩展到网络虚拟世界。中美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建交33年以来，双边贸易增长180多倍，2011年达到4466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持续发展，美国相对衰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相对衰弱并不是衰弱在即，美国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对美国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
中日关系自1998年起开始恶化，一直到2006年9月安倍晋三上台，终于实现了破冰之旅。但日本政局非常不稳定，所谓的十年九相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构成挑战。加之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问题等，中日摩擦不断。另外，诸如油气田开发等问题，都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在外交方面，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也要用我们的智慧。钱其琛同志讲过一句话，斗智斗勇不斗气。
记者：中国外交经历了风风雨雨，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诸多疑虑。能否请您再谈一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杨洁勉：1.正确判断大势。今后十年将是世界一系列趋势性、格局性变化加速发展的十年，将是各方密切互动、变中求治的十年，也是挑战更多的十年。对中国来说，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句古话，上兵伐谋，就是讲用兵的最高境界是使用谋略胜敌。上兵伐谋是《孙子兵法》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其进一步在下文中体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古代军事理论的重要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这对当下的外交也有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2.要正确运筹战略。我们的战略布局叫做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在我们同大国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周边是首要这个问题就突出了。今后的十年，恐怕要给予周边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另外，国别地区和领域、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具体的合作和体系建设、维权和维稳，要平衡兼顾。这是今后非常重要的一点，要细加运筹。
3．对待难点要化解。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要正确处理，比如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我们的视野要全面，不但要看到这个地球，还要看到天上，看到天外，然后再来运筹。
涉及到国民利益问题，我们要正确处理，比如说海外利益和领事保护。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国民心态尚未完全转变，尚未具备真正的大国心态，我们需要心态上的转变，有容乃大，海纳百川。
4．正确应对热点。现在最主要是周边，要有危机预防和管理意识，做好各种预案。海洋争端要注意“三不”：海上矛盾不能成为整个外交的焦点，不能成为周边外交的热点，不能成为国内维稳的引爆点。
5.正确引导舆论。信息化时代只有先发制人而没有后发制人，所以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故事，讲正确的故事，要引导国内的舆论聚焦在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上。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体系重组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规制权，要引导国际舆论聚焦中国所走的正确和平发展道路。
记者：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工作30余年。您认为当下国内学界在理论构建方面需作出怎样的努力？
杨洁勉：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扁平化的世界，大家可能拥有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兴趣、同样的获取手段。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没有深一步的思考、分析、研究，就很难产生深刻的思想，用我们中国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就更无从谈起。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这么一句话：同样水平看材料，同样材料看水平。如果大家看一样的东西，就看水平高下了，同样的题材看深度。这些话到现在依然管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系列引进介绍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之后，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对中国的丰富实践进行理论归纳提炼。
就外交研究而言，研究者要对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有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如果将来的理论家、战略家和外交实践工作者只是讲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那么恐怕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和深入中国的公共外交。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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