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党系统与选民结盟》一书中，美国学者西蒙·李普赛特和斯坦·罗坎提出了政党—社会结盟理论。两位学者描述了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宗教、土地与工业、雇主与工人等四组社会分野，并认为在这些社会分野的基础上，选民会选择与能反映其利益的政党结成较为稳定的联盟。这种结盟模式清晰地反映在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上。工会的早期活动主要采取体制外的社会抗议策略，力图通过罢工和游行这种柔性反抗的方式来传递其意愿。随着工人阶级逐步实现选举权，工会的斗争策略逐渐转向体制外抗议和体制内表达两种路径并用的策略。体制内表达最先出现的形式是工人代表参与议员选举。当工人代表在实现议会代表的突破后发现，仅仅是议会中的少数议席也是无法有效影响政策的，所以自行组党或与左翼政党结盟便成为其影响政治的主要路径。
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模式
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的传统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同盟模式、准同盟模式和临时同盟模式。同盟模式（共生模式），是指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关系非常密切，体现在政党与工会组织的干部交叉任职、工会会员也往往是左翼政党的基层党员、工会捐助在左翼政党财政中占绝对比重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的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与工会的关系属于这一类。准同盟模式（协作模式），是指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人事和财政上相互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在出现某些可能合作的议题后，政党与工会会进行具体协调。法国社会党是典型的代表。临时同盟模式（合作模式），是指双方关系比较平等和独立，仅仅在特定时期或特定议题上才会形成结盟关系，譬如美国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
美国学者斯科特·弗拉纳根和罗塞尔·达尔顿在1984年的《政党与压力：发达工业社会的再结盟与解盟》一文中指出，结盟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政治社会变迁的巨大挑战。两种新的政党与社会模式正在西方政治中出现：一种是再结盟模式，即政党和选民群体互相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另一种是解盟模式，即选民可能不再与固定的政党结盟，而是观察政党的具体政策，视政策（而非政党）进行投票。
基于此，弗拉纳根和达尔顿认为，两个新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出现：一是一些传统的碎片性的分野，如地区和种族冲突，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重新兴起；二是一些指涉生活质量的、非经济性的分野，如环境保护、核危险、性别平等、消费者权利等，在西方社会中也在彰显。同时，这些新的变化都在重塑着结盟关系。与再结盟同时出现的是一种解盟趋势，其暗示政党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功能在下降。从传统功能上讲，政党的价值在于将民众意愿整合后输入政治，然后通过执政输出决策，但目前的发展是利益集团可以跨过政党直接对政府进行游说，而且这种利益实现可以不受执政与否的限制。因此，在解盟的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最为明显：一是大众媒体和利益集团取代了传统政党组织的动员功能，二是政府自主性的增强减弱了政党的政治输出功能。这里，解盟的趋势在美国最为显著，同时，在英国、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也有明显的表现。
就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而言，再结盟和解盟理论有着重要的寓意。两种模式都意味着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结盟模式会动摇甚至瓦解。再结盟理论暗示双方可能会选择新的合作伙伴，而解盟理论则喻指双方可能都不再与固定的伙伴结盟。在此，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为例来说明这种同盟关系的变迁。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接近保守党，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多的工人抛弃工党，甚至在那些半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和工会会员中，工党也不再享有多数的拥护。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发展“企业社会”和创立“民众资本主义”等政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削弱了工党的社会基础。1994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建设“新工党”的口号，内容之一便是改变工党的工人阶级属性，打造“跨越阶级”的全民政党。为此，工党采取一系列弱化与工会联系的措施，如减少工会在党内的投票权比例、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积极吸收社会捐款、向企业界靠拢等。这种共生关系的弱化在布朗执政时期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整体来看，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共生关系在显著弱化。2010年工党下野。新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虽然在工会支持下获得了党魁地位，但明确表示不会支持更多的罢工运动。2012年2月，英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工会的领导人迈克拉斯基号召工人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掀起日以继夜的大罢工，遂遭到工党的严厉批评。
在德国，社民党与工会的冲突主要出现在施罗德执政之后。2003年，施罗德称将在不与其他团体（暗指工会）协商的情况下实施必要的改革。对此，工会指责他们的社民党总理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施罗德在议会宣布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规划”方案之后，德国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工会联合会主席佐默尔也称，工会联合会在下次大选中将不再支持社民党。此时，再结盟和解盟的情况已经在双方关系中同时出现。如冶金工业工会和服务业工会已经开始寻求联盟党的支持，成为再结盟的主要动向。而其他的工会理论家声称，“工会应立足于政党政治中间，不对任何政党负有义务，它必须为了自己成员的利益，和所有政党接触以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则成为解盟的征兆。尽管施罗德在2005年大选后淡出政坛，但是由于2005年后大联盟政府由社民党和联盟党组成，所以施罗德的政策仍在继续。2010年，德国社民党大选惨败，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纪录。约有280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主要是工人）拒绝给社民党投票，这是社民党与工人运动解盟的代价。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包括绿党、自民党和联盟党），这演变为再结盟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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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变迁与再结盟形态
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赢得选民是政党执政的唯一路径。所以，为赢得选举，中左翼政党纷纷将新中间阶层作为其新的社会基础。应该说，应对这种变化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党手中。而工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左翼政党背叛行为的牺牲品。再结盟和解盟都主要是工会应对左翼政党背叛行为的策略性结果。再结盟是工会希望以背叛行为唤起左翼政党对它的重新重视，而解盟同样是工会希望以一种骑墙或游离的状态，意在让左翼政党感受即时合作模式的缺陷。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工会的定位和行为都比较尴尬和困窘。
就未来而言，工会与右翼政党再结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德国冶金工业工会主席茨威克尔向联盟党发出合作的意向后，基民盟雇员方面的负责人赫尔曼-约瑟夫·阿伦茨先是表达了对茨威克尔建议的欢迎，但转而指出，工会与联盟党之间在相当多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区别。基民盟的态度表明，这一再结盟的难度远比修复传统联盟要高得多。相比较而言，作为一种中间状态，未来解盟的模式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多。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工会仍然是中左翼政党的主要政治伙伴，但中左翼政党的合作伙伴却不限于工会，新社会运动产生的环保组织、女权组织、和平组织等都属于中左翼政党的合作伙伴范围。这些新社会组织的加盟，会把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从同盟关系降级为准同盟或临时同盟关系。这样来看，欧洲国家传统上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密切联系可能将成为过去，双方可能会发展为一种较为松散的协作或伙伴关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