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1942年生于天津。现任国务院参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 2012年秋，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题为“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的展览，集中展示了他作为画家、作家、文化遗产保护践行者和倡导者以及大学人文耕耘者的大家风采，记者的采访便从他的绘画谈起。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冯骥才对当代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人文情怀与文化责任的探讨贯穿始终。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项江涛：在您的绘画作品中总会看到阳光，或穿过云霞，或透过树林，既有夏天的灿烂，也有冬日的温暖，给人自信和希望。这种“寄情于山水，寓意于风物”的创作手法表达了您怎样的艺术追求？ 冯骥才：绘画的功能在于透过视觉感受进入丰富与敏感的心灵世界。我对阳光有着不同的感受，我看重光线在不同时间的变化所体现出的时间感，那是光的生命。景物在光线中的变化是丰富和细腻的，只有这种不同的光线变化，才能够表达不同的心绪，也就是文学的想象和主观的心绪。绘画是文学的梦，文学于我是一种责任方式，绘画则是一种心灵方式。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其实也是文学与绘画的结合。意是文学，境是绘画。所以，我遵循文人画的“抒写性灵”，追求“意境至上”的传统，又追求适合当代审美的散文化的“可叙述”的意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惠孝同先生学画，是什么原因使您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呢？ 冯骥才：写作于我似乎是与生俱来。我认为，文字能够最精确地解析生活、表达思想，而用文字来创造美与生命的是文学。我的文学观是：记录心灵的历史和历史的心灵，挖掘人性和创造属于自己个性的语言和文本。我不会为写作而写作，这种对文学的忠实应该是缘自对生活真实的捍卫，所以我认为写作必须要求真诚。 20世纪70年代末，我与绘画分手，走上文坛，成为第一批伤痕文学作家。80年代中期，又从伤痕文学转入反思文学。不同作家的写作角度是不同的，我选择文化的角度，即文化社会、文化性格与文化批评。尽管近些年来，几乎没有时间写小说，但还经常有文学的想法。我会把自己的想法随手记下来。在进行田野考察的路上常常一个人闭目凝思，在脑子里勾勒出一部小说的人物、结构、冲突，有时甚至在颠簸的车里写出简单的故事大纲或细节，就这样也会让自己很兴奋。 2文化良知应成为时代强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次展览共展出了您160余种中文版本的文学作品，30种中外课本以及大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教学科研成果，这也是您从文学创作转向国家、社会文化责任担当的历程反映吧？ 冯骥才：是的。画家凭性情生活，而作家既用性情、心灵活着，也用思想活着。作家的身份让我有了理性思辨的能力，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化人应当担当的责任。我会拿出更多时间去写文化批评，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思辨。当前，中国文化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身为作家，我们有责任思考文化选择、文化走向等诸多问题。1995年，我发表了一系列文化批评的文章，如《手下留情——关于“建设性破坏”的思考》、《文化四题》、《文化眼光》等，那时，我就已身陷时代文化命运中，从“文学的责任”转向了“文化的责任”，渐渐离开“自我”的绘画，重新回到“责任”的事业中来。 现在文学、艺术创作等很多领域都被市场控制了。我主张“面对文学，背对市场”，因为文化仍要以其精神价值为主，这便需要国家树立标杆、做出导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又开始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今未已。其实，文学与文化遗产，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深埋在每个人内心的国民精神。国民精神价值体现于文化传统所依附的文化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文学创作到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转变，有它的必然性吗？是您主动的转型吗？ 冯骥才：我的人生与事业经历了多次主动与被动的转变。所谓被动，缘自时代与生活的骤然巨变；所谓主动则是我心甘情愿把这巨变带来的困惑放在自己肩上。在城市文化家底盘查中所获得的经验，也成为后来民间文化遗产全国性抢救与普查的学理依据。 作家在关注生活的同时，一定会去关注那个地区独有的文化，并把它当作一个生命而不仅仅是学术对象来关切。当它消失后，作家会心疼的。2000年，我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有3位作家曾对法国的文化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当工业革命影响法国的时候，法国拆除了大量古建筑。雨果认为这是把城市的记忆拆除了，于是，他在1835年间愤怒地写下了《向拆房者宣战》。一个是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他在后期不再写小说，而是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为保护法国古典建筑做了大量工作。还有曾担任过法国文化部部长的小说家马尔罗，他在任职期间发动了对法国文化的全面普查，大到教堂、小到羹勺，对法国所有的历史文化遗存都做了登记。 正是这些保护工作使得法国很多历史文化得以留存，也树立了法国人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尊。正是这些文化保护的非凡意义，坚定了我从事文化保护、呼吁文化良知、进行文化反省的决心。他们也成为我后来倡导“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楷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文化责任之间的关系？ 冯骥才：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的立场，逆向的思维，这样才有思辨的价值和前瞻性，能从未来考虑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生活有矫正功能。文化自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没有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就没有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因此作家要更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 责任感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良心。责任也并不单是社会责任，还具有更深广的内涵，人道主义也是一种责任。文化责任感是一种生活良心，确切的说是文化良心。20世纪80年代初，我关注社会中种种小人物的命运；90年代后，我关注急速现代化与市场化中文化的命运，这些关乎人的生存，所以容易被看到。但文化的精神，就常常不在人们的视野中。我担心今后，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所剩无几。你有权放弃这种担当，但没有权利指责“责任”——这是一种自愿和慷慨担当的社会道义。为了强调这种文化责任，我更愿称之为文化良知。在这个时代，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 3做好文化交流首先要了解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当前文艺批评的现状是怎样的？又存在哪些问题？ 冯骥才：文艺发展中值得思辨的问题有很多，我们现在的文艺批评有时会表现出一种佯装不知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批评的勇气，这是文艺批评的悲哀。批评是一种思辨，与繁荣相伴相随，没有思辨，作品就没有了生命。 文艺的市场化导致批评勇气缺失。市场在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使文艺作品逐渐失去神圣感和崇高性，时代的精品越来越少。如今的文化是信息化的，评论也是信息化的，作品的知名度更多是依赖于媒体的知名度。因此文化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书斋，走到一线，与你要做的工作融为一体，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在社会化转型的大时代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出更大的声音。 现在，文化问题已经走到了前台，变得紧迫。作为文化人，应该坚守文化良知，要有一颗虔诚而火热的文化良心。只有把文化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人文知识分子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怎样看待当前文化中的市场与商业因素？ 冯骥才：目前，市场化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环境。如果作品不能吸引市场，便意味着不符合阅读潮流，就不会受到出版商的青睐。根据市场需求创作文学作品，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是获得了经济利益却丢失了自我。 在我看来，尽管商业文化在方式上有无穷的创造力，其新鲜感往往是具有刺激性的，但它缺乏真正的精神与艺术价值。商业文化的泛滥会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沙漠化”，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下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今文化发展中，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应注意哪些问题？ 冯骥才：当今文化的发展，需要我们冷静分析、真诚批评以及认真思辨。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清晰的结构，文化金字塔的顶峰应该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文化的最高峰，是由一些在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出类拔萃、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精英所组成的，文化金字塔的底部则由市场来调节。 纵观当前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美国的影视文化产品非常注重对自己文化价值观的宣扬，与之相比，虽然我们在“文化走出去”上花了大力气，但我们的杂技、京剧、少林功夫等传达给别人的只是一种娱乐，或视觉上的刺激，大都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影响不了别人的精神。然而，西方文化却在影响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价值观和精神。相比起来，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在一个量级上。那些生存环境脆弱的民间艺术、技能和口头传统等，除了变身为旅游纪念品和表演节目外，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和真实价值。此外，虽然现在很多影视剧都会有效利用中国传统元素唤起人们心底的记忆，但缺少文本价值，传统文化元素无奈沦为现代商业文化的符号和方式。 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识还不够，对文化精神还不够了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我们还需要培育当代的经典，但培育经典要先有精英，这样才能参与顶尖的、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不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依然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文化的关键不在于强不强，而在于有没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体系；文化不在于“做大做强”，而是“做精、做细、做深、做美”。所以，做好文化交流首先要了解传统。 4民间文化占中华文化半壁江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拒绝句号》，您说：“最积极和充实的人生，是不断努力地把句号变为逗号。”在今后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您将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冯骥才：如果说我们民族精神的传统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化占中华文化的一半。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传统村落中，中华民族的根也深深扎在各式各样的传统村落里。今后，我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上。可惜的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因为一些操之过急、非理性或是利益驱动等因素，还来不及考虑好文化该怎样安放、怎样传承，村落就已经拆掉了。目前，我国传统村落和历史街区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内涵面临被掏空的危险。据统计，2000年我国共有村落370万个，但2010年就仅剩下261万个，这些消失的村落中，究竟有多少是传统村落，谁也不知道。此外，很多城市都有仿古建筑、仿古大街，古文化被伪造者贬值，失去了自己的年代特征，缺乏讲究的细节、历史知识和精心设计，历史倒成了赚钱的由头。 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它既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综合国力不可缺少的坚实精神内涵。我们必须一边投身于山川大地，在濒危文化中进行普查与抢救；一边在各种场合不停歇地呼吁、宣讲、传布，以唤起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切与保护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年您带领团队承担了很多重要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普查和调研工作，您在对年轻人的培养上做了哪些努力？ 冯骥才：我认为，当今社会缺少真正的文化学者，大学也缺乏人文精神这一灵魂，急需培养新人。所以我来到大学执教，希望能在大学校园建设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 21世纪，我们需要复合型人才。教育应该以人本、人文精神为重，而不是简单地把人塑造为社会工具。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被动画片、商业文化、流行文化所包围，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培养。同时，媒体也要加大和注重对纯文化信息的提供，不要制造粗鄙的文化食品。 在我看来，未来学生最需要的是视野、责任和能力。在教学中，我对研究生的最高要求不是论文，而是视野、思想能力、操作能力、对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我最希望的是青年学生能够走在时代之前，有思想、有能力，关心时代但不空谈，有“天降大任”于我的抱负。 我崇尚为思想而活，精神至上、责任第一。责任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对他人、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我追求思想的自由自在，事业又远、又宽、又深，希望用唯美的眼睛发现和挑剔生活，同时逆向地思辨生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