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摸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群众工作法。今天重温方志敏的群众工作法，对于我们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新情况、新特征，提升群众工作本领，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下层群众做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江西上饶各地党员和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报复，革命士气低落。对此，方志敏没有悲观消极，他对历次革命的失败作了深刻反思：“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地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地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他深感党不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就集聚不起雄厚的力量，达不到革命的最终目的。于是，他毅然返回家乡，联络失散的同志，决定“从下层群众做起”。
方志敏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的艰辛有深切体会，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及心理。他从群众最关心的债务、地租和土地问题入手，引导群众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明白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顺势提出解决问题的目标，从而让群众真正了解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以此激发革命热情。
方志敏在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农民越做越穷，越做越苦，从前，总以为是八字坏，命根苦，现在晓得原因在哪里了——我们没有土地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这样启发式的引导，让群众深刻认识到地主的剥削本质以及自身穷困的根源，激发他们对剥削的痛恨、对革命的向往，以至于“会场的空气热烈起来，到会各色各样的农民们，都表现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愤怒态度，散会时的口号，吼得特别洪大”！
在横峰，方志敏两天就组织了34人，并通过他们相互邀约，各村纷纷组织农民革命团，仅用了23天就组织起六七万群众参加横峰暴动。他打比喻说：“横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
“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地说与群众听”
革命战争年代，经济生产十分落后，群众文化水平低下。方志敏注重使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话语来宣传革命道理，即“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地说与群众听”。
1928年1月9日，即农民革命团占领横峰葛源镇的第三天，方志敏就化名汪祖海，在葛源镇万年台（乡村戏台）主持群众大会并讲话。他以“一根稻草一扯就断、一把稻草搓成绳子力量就大”来比喻，号召穷人团结起来闹革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过上好日子。这席话讲得形象生动又通俗简朴，极有说服力。
方志敏还把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通俗化。他起草文件和编写教材，既没有传教式灌输，也不用高深理论，“绝对避免不为群众所了解的字句和文法，尽可能运用群众的语言”，有的还采用问答格式，群众普遍感到好懂好记。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曾赞扬方志敏撰写的文件：“都是用农民易懂的字句，写出人们的情绪和切实可行的办法，以解决当前的困难问题，指出奋斗的光明的远景。”
1927年11月25日，时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的方志敏，召开了邻近几县党员骨干会议。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同大家一起拟定暴动纲领。当时党对群众宣传的主要口号是：打倒豪绅地主，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等。但是对于平债分田，无前例可循，究竟能不能实施，农民群众心里没底。他们不免有怀疑：“欠财主的债，会让我们平了吗？地主的田，会让我们分了吗？”有的还说：“你是不是有谕子（圣旨）来的？没有谕子来，就是犯法的。”
面对这种情况，方志敏认为动员群众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宣讲革命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地说与群众听。”他一而再、再而三，当着群众的面详细解释，直到群众听懂为止。他说：“不向困难投降，不怕生活艰苦，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不惮烦地去说服，去教育，用这样的精神去工作，群众哪有不被我们说服争取过来之理！”
方志敏饱尝基层群众工作的艰苦，反复提倡“刻苦耐烦”，他全力以赴做好群众动员工作，除了吃饭走路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开会演说、与群众谈话、写文件上，只有到极度疲倦时才休息。他患有严重肺病与痔疮，特别是痔疮屡次发作，不但骑马困难，连坐椅子也是侧着身子，可他一直强忍病痛不分昼夜拼命工作，通常每天工作14小时。有一次区委办训练班，连开3天，他也连着讲了3天。
在方志敏带领下，其他党员干部也都满怀激情地忘我工作，群众在党员干部的感召下纷纷投入革命。许多同志没经验，不知道怎样去做群众工作，方志敏就带着他们去开会，叫他们坐在一旁听。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后，他们学会了宣传、组织群众的方法，在各地发动农民建立了众多农民革命团。
“我们是鱼，群众是水，群众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如鱼得水”
从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方志敏，对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深刻认识。方志敏总是勉励新任命、有畏难情绪的干部：“我们是鱼，群众是水，群众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如鱼得水，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赣东北根据地创建之初采取“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但这仅是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没有外援，加上遭到严密的经济封锁，财政问题极为严峻。1931年初，方志敏开始转变经济政策。他让省苏财经部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广开财源，以打破封锁。
当时县区乡都设财经机构，省苏财经部从革命群众中挑选出一些政治可靠且善谋划的人，让他们提出对策：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竹笋、茶叶、香菇、皮毛、红莲子等土特产业；开办纺织、被服、造纸、锅炉等工厂；办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红色饭店、工农药店；开放集市贸易；设物资检查处、船舶检查处和对外贸易处；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等。方志敏结合实际采纳了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付诸实践，成效显著。正如他所说：“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
方志敏经常深入基层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作为决策依据。为解决好分配土地的问题，他开展多次调查，对土地政策做过多次修正。他颇有感触地说：“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地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他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决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斗争”。
1930年秋，方志敏率部从景德镇返回赣东北苏区首府横峰葛源，沿途调查中发现形势好转后某些地方政权强迫命令、打骂群众，有脱离群众倾向，甚至贪污腐化，丧失阶级立场。他立即写下了《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答》的通俗小册子，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各县以此小册子为教材开办干部训练班，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作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有一年春季，正是青黄不接时节，方志敏来到葛源枫林村。他没有告诉当地的苏维埃干部，而是自己爬到村后的山上，仔细观察中午时分村民家中的烟囱是否冒烟。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烟囱没冒炊烟。他心情十分沉重，立即赶到苏维埃政府机关，紧急调集一批粮食救济群众。
方志敏特别注重发扬民主，把群众路线贯彻到革命政权的建设和领导工作中，并逐步制度化。赣东北苏维埃明确规定：“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
此外，方志敏还发扬创新精神，规定各级苏维埃仅留三分之一的人负责机关日常事务，其他的人都必须经常出去巡视。以德兴县为例，县苏维埃共有13名干部，经常只有一个或两个人留守机关，其余深入到一线区乡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巡视人员全回到县里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疑难，讨论决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然后回到各自联系的地方继续工作。
在方志敏带领下，赣东北苏区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非常和谐，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被群众视作“命根子”。方志敏感言：“我们当时的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我们是亲密地与群众联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
正是采取切实有效的群众工作法，赣东北苏区焕发出蓬勃生机，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称号。1934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深情赞誉赣东北同志有“很好的创造”，称“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