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历史地考察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演进，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田会议：“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中国古代虽然早有“朋党”“同党”等名称，但科学意义上的政党是近代才出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于国民党的成立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成立后的国民党一直是一个松散的政党组织。组织涣散是国民党与生俱来的痼疾，有人甚至讥笑国民党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只是填写入党志愿表和登记表时20分钟的关系。据一位20世纪40 年代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参加过什么组织生活。”同一基层组织的党员彼此不认识，党员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区分部和区分部书记，甚至区分部书记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职务。
而中国共产党则不同，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党员开展党内组织生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党内组织生活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加上当时我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比较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党员参加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其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连吃败仗。
在这种情况下，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报告后，决定组织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需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并依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又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经过两天民主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勇于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大局为重，最终凝心聚力；他们亲历亲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连队、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意见，详细调查了解红四军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做了充足的会前准备，只用了短短两天，就正确解决了关乎红军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古田会议后，由于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惯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加之革命战争年代，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全党达四年之久，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