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朱德元帅，人们总会想起“朱老总”的亲切称呼，想起南昌起义、红军长征的艰难斗争，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征程……朱德戎马一生，这些故事和故事里的“朱老总”形象，大多出自历史文献、教科书的介绍，那么，回归生活后的朱德，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今天是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我们拜访了朱德的外孙、全国政协委员刘建，听他讲述自己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岁月，为我们还原一个生活中的朱老总。
“黄洋界上炮声隆”
上世纪60年代，刘建还是北京实验二小的一名小学生。因为爷爷朱德从来不讲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丰功伟绩，就算偶尔提及，年幼的刘建也并不能完全听懂，所以，和同学们一样，有关爷爷在战争年代的事，刘建都是从课本上读到的。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有一课学的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词中描写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情景：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当大家读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时，一位同学举手提问：“老师，我听父亲讲，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物质供应和武器装备都很差，子弹平均每人才有几发，怎么会有炮弹呢？”
这个问题把老师问住了，因为那个年代、那些战役他也没有经历过。于是，老师说：“刘建，当年你爷爷在井冈山打过仗，回去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那时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啊，我就赶紧回家向爷爷报告。”刘建说。
当听刘建问到这个问题时，朱德很高兴，立刻对他说：“你回去跟老师约一下，让他星期日到家里来，我给他讲一讲。”
于是这周末，朱德的家中来了实验二小的四位老师，有教刘建语文的吴老师，有两位高年级的老师，还有教导处主任。大家坐下听朱德讲井冈山上这门大炮的来历，年仅10岁的刘建也在一旁认真地听了起来。
其实，这门大炮是红军攻打许克祥部队时缴获的。“当时许克祥的部队里装备的是德式迫击炮。”刘建说：“爷爷讲，打败许克祥后，红军大部队乘胜下山，往瑞金方向扩大革命根据地，山上只有人数很少的留守部队，敌军趁此时又向井冈山进行围剿。”
那时的井冈山没有现在交通便利的盘山路，要想爬上陡峭的山峰，只有从湖南炎陵到井冈山的一条小路可走，红军就在敌军围剿的这条必经之路上设了很多路障。但是，路障毕竟不能将敌军部队全部挡住，留守的红军战士们有些着急。
当围剿的敌军离红军只有两三千米远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缴获的迫击炮中，有一门因故障，被留在了山上修理。排除故障后，指挥员发现围剿的敌军指挥所距离不远，就要求迫击炮射击。”
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第一发是个哑弹，根本没发出去；第二发炮弹送入炮膛内也没有击发，战士们将炮弹倒出来检查，才发现原来是没有拧引信；只剩下最后一枚，大家都很谨慎，拧好了引信，对着敌军指挥所瞄准后开炮。
“轰隆”一声，炮弹不偏不倚，准确击中了敌军的指挥所。敌军并没有想到山上留守的红军还有一门炮，指挥所被炸后，敌“朱德的扁担”
刘建在上小学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学校不上课，刘建也就没什么事做，留在家里陪爷爷，和爷爷朱德相处的时间更长了。
虽然爷爷从来不谈自己的事，但是随着对爷爷的了解不断加深，刘建发现，爷爷不仅是一个亲人，也是一个对国家、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
我们对于这个领*熟悉的故事，莫过于从课本里读到的那篇名叫《朱德的扁担》的文章。
朱德在1943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曾回忆了那段日子：“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
这段话讲的就是1928年冬天，发生在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的故事。
据《朱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一书记载，当时，红四军集结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都奇缺。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并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了下山挑粮运动，朱德就常常和战士们一起挑粮。
战士贺礼保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不仅如此，朱德还常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
战士们都是20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40的朱德，他们把他挑粮用的扁担偷偷藏了起来。找不到自己扁担的朱德就又做了一根，并在上边写了“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
如今，这根扁担依然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文革”时期，朱老总的革命故事被肆意篡改，井冈山上“朱毛会师”被演绎成“毛林会师”，就连课本上“朱德的扁担”也被改成了“林彪的扁担”。
女儿朱敏听说了这些事，见到朱德时说：“爹爹，大家都知道，井冈山上是您和毛泽东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怎么变成‘毛林会师’了？您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怎么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而朱德当时只是笑了笑，回答说：“历史就是历史，当时他林彪只是个营长嘛。”“爷爷还开玩笑地说，‘扁担可以先借给他，早晚要还回来的。’”刘建回忆道。
如今，“扁担”早已“还回来”了，当年那个看似丝毫不在意历史被篡改的老人，有着他独到的历史洞察力。
中南海里的“南泥湾”
因为从小在爷爷朱德身边长大，刘建曾经在中南海生活过十几年。“住在中南海”，现在听起来会让人觉得羡慕，但是当年刘建跟着爷爷在中南海生活的日子却十分艰苦。
朱德家是雇农，小时候全靠家人节衣缩食，才供得他上学念书。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感恩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便要他们各家送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培养孩子们用知识建设祖国，于是，这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孩子。
当时的粮食是供应制，因此，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在北京就没有定粮供应，孩子们的粮食，只能是夏收秋收时从老家背到北京来。在没有粮食供应的季节里，这些孩子们就只能分吃爷爷朱德和奶奶康克清的口粮。
“爷爷的定量是每个月26斤粮食，奶奶的更少，只有22斤，两个人加起来只有40多斤粮食。”刘建回忆说。
这40多斤粮食要供朱德康克清夫妇和十几个孩子一起吃一个月，肯定是不够。而且，家里这么多孩子，不仅饭不够吃，睡觉的地方也不够，但孩子们有自己的办法。
“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睡大通铺。”刘建说：“分的粮食不够吃，就自己种地。现在的中南海里边种的都是花，我们小时候，都在院子里开地，种粮食、种菜。”
那时的中南海，俨然被开辟成了另一个“南泥湾”
为了不让国家负担自家的粮食，朱德有时会去买一些粗粮，拌上野菜，做成窝窝头吃。《朱德》一书的附录中，收录了女儿朱敏对爹爹朱德的回忆。
朱敏讲，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年春天到地里挖野菜吃。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他们更是坚持不吃肉。
一天清晨，朱德和康克清散步回来，又带回许多野菜，“两位老人的衣袖和裤脚都被露水沾湿了，满手泥土，但是，爹爹却高兴地说要请孩子们会餐。”
朱敏回忆说，那时和爹爹朱德一起吃饭，餐桌上摆的是马蓿菜玉米面窝窝头，朱德带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特别香甜。虽然全家人都觉得朱德上了年纪，劝他不要吃这些野菜粗粮了，他却笑着说，现在比长征的时候吃得好多了，长征的时候，马蓿菜是最高级的野菜。
但是，刘建他们这些孩子却都觉得野菜很苦很难吃。
看到孩子们不愿意吃野菜，朱德严厉起来：“长征的时候，多少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而牺牲了。”他要求孩子们：“以后都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
于是，刘建说，他们这十几个孩子上学后，就都住到了学校。不过一到周末，孩子们就会回家来看望爷爷奶奶。但是因为家里人多，每次吃饭都要开两大桌，吃的也都是大锅菜。
“因为家里人多，那个做饭的师傅就会在炒菜的时候，拿猪油在大锅里擦两圈，再把菜下到锅里，‘呲啦’一声，倒点儿水进去，撒点儿盐，菜就算炒好了，拿个脸盆盛好就端上桌。”刘建说。
当时在中南海，刘少奇、朱德和杨尚昆三家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现在，刘建有时还和刘源将军（刘少奇之子）相互打趣，一个说“你们家人多”，另一个说“你们家更多，一到周末就拿脸盆儿装菜”。
当年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刘建委员谈起来，脸上却一直洋溢着笑容，还常常拿它当趣事与老友们一起回忆，这大抵就是“以苦为乐”的真实写照吧。军只得慌忙撤退了。一生最爱是兰花
要说朱德最爱的，就是兰花了。
据朱德自己回忆，他从四川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报考时，沿途看到一种小白花，很喜欢，就挖了两株随身带着，后来知道这小白花就是兰草。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平时的工作是到各地调研、提出建议，没有了戎马倥偬，他就有精力顾得上这些“老朋友”了。于是，从1951年的春天开始，闲暇时的朱德便常与兰花相伴。
许是性情相投，朴实、淡雅的兰花总是让朱德爱不释手，为它们写下过不少诗篇：
咏兰展
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爱兰，却并不坐享其成，一定要亲自动手采集、培育，分栽各处。每每出门散步爬山，朱德都会在草丛中寻找兰花的踪影。
1962年，已经76岁高龄的朱德重返井冈山，他看到山边的石头缝中的几株兰花，便不顾年迈，准备登高去采集。身边的警卫员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去，但还是没有能够阻止。朱德爬上去，小心翼翼地将兰花挖出来，把这几株“井冈兰”带回了家。朱德还作诗一首：“井冈山上产幽兰，乔布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朱德养兰花，不是为了单纯地把玩，而是会去找兰花专家学习栽培技法，爱得越深，种得越精。
刘建回忆说，有时候爷爷会让他们帮着给兰花分盆：“我们小孩儿哪懂怎么弄啊，一把就把兰花揪出来，抖搂根上的土。”朱德并没有责备孩子们“帮倒忙”，而是蹲下身，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分兰花。“爷爷告诉我们，把兰花拿出来后，要先把根上的土清理干净，干掉的根要剪掉，再分别栽到新的盆里。
朱德十分重视兰花的培育繁殖，他说，养殖的兰草可出口创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资金。
1955年时，朱德所养的兰花有50多盆，到了1964年，仅9年时间，就培育到了6000多盆，每盆都是身姿婀娜、体态优雅。
朱德曾说：“在解放前，兰花只供有钱有势的人玩赏，特别是一些名贵品种，往往是以多少亩地或多少量黄金换取一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为了让老百姓们都能观赏到兰花，朱德经常将自己种殖的兰花，甚至是十分名贵的品种捐赠出去，并鼓励当地繁殖推广。
如今，北京市中山公园里的兰花，有许多都是朱德当年所赠，其中不乏名贵品种。曾经“王谢堂前燕”一般的兰花，真正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遗产全部交国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朱德任元帅，可以拿军委最高级别的工资，但是他没有要，“我的工资不能超过毛主席、周总理。”在朱德的坚持下，他始终没有拿过元帅工资，只拿了国家行政一级工资404元，而夫人康克清则只有200多元的工资。一大家子人就靠着老两口的这每月600多元钱过日子，应该说是差不多刚刚能解决温饱。
因此，朱德身后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1976年，刘建在张家口宣化炮兵学院学习。一天，政治部主任把刘建叫过去，说军区来电话说他母亲病重，让他赶紧回家。“当时宣化到北京只有上午下午两班火车，通知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部队派车送我到火车站赶下午四点那班车回北京。”
到了北京，刘建看到来车站接自己的母亲时，十分诧异：不是说母亲病重吗？这不是好端端的吗？
“母亲说，要是我就好了，是你爷爷病重，快跟我走吧，这次恐怕是不行了。”刘建即刻跟着母亲从火车站直接赶往爷爷的病房。
到了病房，刘建看到爷爷朱德已经戴上了氧气罩。“当时傻到什么程度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建依然有些懊悔之情，“医生说防止感染让我们戴上口罩进去探视，我进去后爷爷使劲看我，他戴着氧气罩想说话也说不出来，我竟然连口罩都没有摘下来给他看一眼。”
之后，刘建就一直留在躺在病床上的朱德身边照顾，直到五天后爷爷去世。
朱德在去世前，让夫人康克清把他的财产清点好以后告诉他。“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刘建呵呵笑了：“爷爷这么多年积蓄下来的存款，一共只有19000多元钱。”
听到这个数字后，朱德让康克清把她的积蓄再拿出一些来，再将两人当时的工资攒进去，凑足20000元钱，《朱德》一书中写了关于这笔钱的最后用途：“他去世前曾不止一次讲过：他只有20000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康克清在1977年1月15日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中，主要写了关于朱德遗产的处理情况：“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上交；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原来朱德同志坐的红旗轿车，仍存放在六所，如何处理请组织安排……”
1986年，朱德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为朱德塑了一座铜像，但是没有底座，需要朱德家乡的纪念馆自己建造。可是朱德的家乡很穷，纪念馆也拿不出钱来建这个底座，只好向社会征集。奶奶康克清知道后，动员全家捐款，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存款3000元捐献给了纪念馆。
1992年，康克清去世后，刘建他们整理奶奶的遗物，发现只有30000多元的国债券，拿去兑换出来也只有四五万元。依照奶奶的遗愿，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奶奶家乡江西万安的红军小学，用来支持教育事业。康克清还在去世前，将自己保存的100多本朱德的日记，全部捐献给了中央档案馆。
美国驻华女记者史沫特莱去世前，公开声明将自己的稿费以及所有财产的处理权交给朱德总司令。1950年，史沫特莱去世后的第一批稿费，共9000多马克，朱德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用以买工业、科学方面的书籍，带回国捐给国家图书馆；1990年，康克清将史沫特莱的再版稿费，共30000多马克，捐献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朱德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所以，关于爷爷，刘建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爷爷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信念的人。”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