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一些进步报刊开始介绍《共产党宣言》，但只是翻译部分章节或片断，尚没有完整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
陈望道担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陈望道是浙江省义乌人，1915年初东渡日本留学，其间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熏陶启发，开始阅读马克思学说，思想由此升华。
1919年5月间，陈望道学成回国，应邀在杭州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时正值“五四”运动方兴，他与进步教员夏丏尊等大张旗鼓宣传新文化，支持学生反对封建家庭专制，由此遭到反动当局迫害，陈望道不得不离开浙江第一师范。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来信，大意谓《星期评论》主持人戴季陶，约请他去沪上相商翻译《共产党宣言》事。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此君在日本时购买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曾试图将它译成中文，后来感到有一定难度而放弃。而今打算请人译出，就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却一时未有合适的人选，便请党内同志、《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物色推荐，并提出了翻译此书的三个条件：一是熟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三是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
邵力子想到了浙江同乡陈望道，于是推荐给戴季陶，打包票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信仰欣然应承。当下由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为达精确翻译，陈望道请陈独秀出面，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以资对照。
不日，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家，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虑及浙江在军阀统治下，民生不安，常有乡长保长警察之类下乡乱闯捞油水，故翻译《共产党宣言》务须绝对保密。陈望道灵机一动，把翻译处设在矮小僻静的柴房里，里边放两条板凳，搁上一块铺板当作写字台。白天靠着窗口透进来的亮光，或而默读日文本，或而挥笔书写，或对照英文本，晚上则封闭窗口，点上煤油灯继续。
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加之坐的时间长了，手脚冰冷至发麻酸疼。陈望道毫不介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曾留下了一段“吃墨”的感人佳话。
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甜，真甜。”
经历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至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正当《共产党宣言》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时，因刊物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杂志被迫停刊。
陈望道在上海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俞秀松谈到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及刊载搁浅事。其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萌生了一个想法，就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共产党宣言》，名实相符，遂在6月下旬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本转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马上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校阅。李汉俊认真仔细一一校正修改后，再交陈独秀审阅。陈望道按两人的修改意见，作了定稿。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共有8位成员，陈望道是其中之一。小组成立后的任务之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要一项，便是出版《共产党宣言》。正巧5月间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上海，与陈独秀等筹谋创建中国共产党，还带来了一大笔款资。经由陈独秀的争取，维金斯基用共产国际经费，印制《共产党宣言》。
8月中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000册印成，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的，一经出版，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第一版1000本很快售尽。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毛泽东1936年7月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周恩来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