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碧如洗的蓝天下，一座栩栩如生的群雕耸立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广场，群雕由著名雕塑家贺仁寰设计：毛泽东从容淡定、意气风发地大步向前走，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神色凝重。特别是毛泽东那微微扬起的右手，坚定地引领着红军进军方向。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毛泽东那首著名的《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然而，真相总是令人心碎。当年红军突破湘江之后，由8万精锐之师锐减到3万。1934年12月1日起，红军被迫进入老山界。当时寒风渐紧，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大病未愈，特别是毛泽东身患痢疾，基本上靠担架和拐棍跌跌撞撞前行，加上对前途未卜的红军的担忧，身体更加虚弱。当时的红军就像风雨飘摇中的危房，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更令红军危急的是，蒋介石没有就此罢休，又调集了湘、桂、粤军阀，在湘桂边境布置了一个更加密集的“天网”，一个据说牢不可破的口袋，正等待红军“自投罗网”。
担架上的“阴谋”
俗称“一脚踏三省”的通道，位于湘、桂、黔交界地带。沿着红军长征线路进入通道，一路上可谓“山路十八弯”，蜿蜒崎岖，险情频现。我无心观看路边的无限风光，默默遥想当年的红军。拖着湘江血战后极度疲惫的双脚，他们如何翻越这一座座高山？而单薄褴褛的衣衫，又如何能抵挡住那阴冷冬季的严寒？
当时，红军正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既命桂系军阀继续追赶，又在红军前进的方向布下了十几万军队蓄势以待。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无暇休整，而前路又充满险恶。战士们在当年或许不能预料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正系于一发之间，但可以想象得到，队伍中已经开始弥漫一股忧虑和怀疑的情绪。
“树三十面征旗，收来豪杰英雄，虎豹威，熊罴猛，吊民伐罪，只鼓一气渡黄河。”1861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40万军队从广西取道通道，是何等豪迈。然而，通道之后却折戟沉沙以悲剧收场。73年后，红军的“通道”又将通向什么样的道路？历史是否会有宿命般的巧合？
此时，3万多中央红军面临的是一次生死抉择。
采访中，笔者听到一句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然而，比这个更加艰险和可怕的，是来自人心的偏执和无知。中央红军的命运当时基本上就掌握在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手中。当时的博古不顾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借共产国际的名号和所谓的革命激情处处颐指气使，认为转兵进入贵州不符合军事原则和共产国际原定的目标，而且认为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西进贵州是贪生怕死之举。
真实的历史远没有现在回忆起来这么轻松。当时，蒋介石的部队像毒蛇一样，一直紧盯着这支疲惫之师。在广西龙胜与通道交界的传素乡梨子界，笔者看到一棵只剩下半截树干的古树，虽然树身要两人才能合围，但已经四分五裂地绽开，就像一个陈旧破败的筛子。这棵树见证了80多年前蒋介石派飞机轰炸红军的悲壮故事。1934年12月，红三军团从龙胜广南出发，经城步前往通道。国民党军就在这红军必经之道设下埋伏，并派飞机轰炸。这棵树当年就被敌机炸断。红军浴血奋战才打退敌人，确保中央红军安全通过，为此，数十名红军长眠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这棵树历经80多年风雨剥蚀居然容颜依旧，它的周身还长出了数棵新树，在冬日的寒风冻雨中傲然挺立。
此时已被夺去军权的毛泽东，焦急万分。为挽救红军，找到革命生存的“通天大道”，他只得私下与一些中央负责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交流，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事一再失利的原因，指出北上湘西的危险结局，力主中央红军西转进入贵州。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经常坐着担架行军，使得他们不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间，也为他们创造了深入交谈的机会。
在毛泽东看来：一、必须改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二、时刻关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出现的情况，谨防全军覆灭。“简单地说”，毛泽东在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形势后，对王稼祥有些愤慨地说道，“博古、李德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始犯了冒险主义，继之是犯了保守主义，而所谓进行战略转移又是犯了逃跑主义。你看，给他们戴这样三顶帽子合不合适？”
“合适，合适！”王稼祥赞成地说道。从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开始，毛泽东精辟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认同。时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毛泽东同志先同王稼祥同志交换了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不同程度的认同与支持。”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的第七章“担架上的‘阴谋’”里，对长征初期因病、因伤只能坐担架的毛泽东、王稼祥与张闻天是如何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如何就红军转兵进入贵州达成共识的过程，作过详细的描写。
2012年4月24日，二炮原政委张海阳上将视察恭城书院，他讲了一个细节：“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天下既是打出来的，也是谈出来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就在毛泽东争取中央领导人支持的同时，李德和博古也在为“坚定布尔什维克理想”加油。李德的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长征途中，李德以自身的经历说服博古不要因为流血牺牲，而对共产国际的决议产生动摇，要“坚定地做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两大阵营”都认为自己手握真理。因此，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他们之间的辩论是何等激烈。
在毛泽东的反复坚持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红军于12月10日进入通道境内，占领了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予红军休整、提供食物和冬衣”的地方。
书院里的“战争”
金戈铁马今犹在，运筹帷幄忆当年。站在通道会议纪念地——县溪镇恭城书院里，笔者感慨万千。
这座200多岁的书院，是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好的书院。书院前厅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小学毕业的一定要上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上大学”；下联是：“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法升学”。
据讲解员粟秋梅介绍，这些劝学的“大白话”，是民国十年通道县长翁信浮立下的。当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等一批文化干将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新思潮的种子也随风播撒到了这个山间乡野的书院。
就在这个接受了新思潮的书院里，1934年12月12日晚，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
纪念馆一份留存的电报，说明了当时红军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据《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11日西进的命令部署》称：“绥宁已到敌六十三师，其六十二师亦将续到。有由绥宁向通道截止我军可能。桂敌廖部昨已进入马蹄街……企图利用由南向北大道向我侧击……”《中共党史资料》第7期也记载了聂荣臻的回忆：“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6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红军何去何从？决策已刻不容缓。
避强就弱改变行军路线？还是继续遵从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出的指令？
书院模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与会者的座椅围着一张方桌依次摆开，毛泽东坐的那把椅子摆在会议桌的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而在当时，这个座次与毛泽东所处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毛泽东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就没有了发言权。
会上，李德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猛吸一口烟后发问：“蒋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湘江之战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损失殆尽，你负得起责任吗？”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你们中国革命的责任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承担吗？”李德大怒，拂袖而去。
尽管当时争论激烈，但是为了3万红军将士的生死，毛泽东依然力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迫于形势，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的意见，除博古没有表态外，得到了其他与会人员的赞同。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讲述了当时的情形：“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据讲解员粟秋梅介绍，关于会议的细节，也有不同的描述。有人认为，当时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于激烈的争论。李德因身体原因，陈述完毕后就提前退场了。博古在连战连败的军事压力下，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保留意见称：进入贵州后仍应引军北上。
会后，当日19时30分，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报，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州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电令：“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
通道会议后，红军自此步入了一条通天的大道。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让这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却永远不会抹去历史事件本身的光芒。刘伯承在1959年接受《八一杂志》采访时称：“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通道县史志办主任李新颖介绍说：“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了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光辉夺目的遵义会议。也正是这一次转兵，使一度被剥夺了党内、军内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就此重新崛起，开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红军的领导。”
道不尽的“红色印记”
在红军进入通道的第一个宿营地——下乡流源圣宫，笔者见到的只是一座典型的侗族建筑，静静伫立在丝丝烟雨中。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等人曾在这里短暂停留。
中央红军通过通道，不过7天7夜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军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模糊。长征，更多地存在于通道人民的口口相传中，并成为一种精神财富，长久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关于通道，当年留下的文字记载极其稀少。82年过去了，长征当事人的记忆尤显珍贵。据县史志办李页利介绍，因受伤等原因，当年有10多名红军战士留在了通道。
祖籍福建宁化县的原红军第三军团红五师战士余茂盛，于1934年5月在家乡加入红军。他跟随苏振华将军的部队参加了长征，途经通道与部队走散后，被淳朴善良的通道侗乡人民舍身相救，便安家扎根于此，直至1996年4月去世，享年88岁。余茂盛60岁的儿子余富强是一名普通退休教师，他说，通道是转兵之地，铭刻着红色的印记，“我在通道工作、生活了一辈子，教书育人，现在退休了，但绝不会褪去红色记忆，我会继续努力教育好子孙后代，发扬无私奉献的长征精神，更要用红军后人的身份传承红色文化和长征精神。”
世事无常，那些留下来的战士的红军生涯大多在通道停止了。而那段短暂的长征记忆，却如此刻骨铭心，使他们此后的漫长人生都充满意义。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很多战友都已在通道牺牲。
在纪念馆里有一座群雕，描述了红军在通道小水之战集体跳崖的故事。讲解员粟秋梅说，那是一场与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悲壮、但早于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的战争。1934年9月，长征先遣队取得小水村突围的胜利，但伤亡很大。在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前，这片青山绿水间，已洒满红军战士的热血。在距离小水战斗纪念碑不远处，有一处高达50多米的悬崖，就是当年8位战士集体跳崖的地方。群山静默，但我们的耳边似乎还依稀回响着82年前红军将士宁死不屈的慷慨壮歌。
县溪镇90多岁的杨定国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初见红军的惶恐以及随之而来的惊奇。那天，13名年轻的宣传队女兵来到了杨家。红军有纪律，主人不在家，即使有再多空房，也必须住在屋外。杨家腾出了两间小厢房，女兵们住了进来。女兵们文静而和气，白天吃了早饭就出去做宣传。越来越多的百姓回到家园，围着女兵听她们演讲，备感新奇。一天清晨，没有惊动任何人，女兵们悄悄地离开了。她们没有带走杨家一点东西，但却给杨定国留下了82年都未曾忘却的记忆。
通道县电影公司经理吴友学给笔者讲了一位“长征老人”吴景雄的故事。土著老吴是菁芜洲镇水南村人，在当地很有知名度，而他与长征的关联，在于他的生日和红军过通道正是同一天。1934年12月11日，听说红军要来，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慌忙逃到山上。次日凌晨，孕妇产下一子，这孩子就是吴景雄。老吴认定自己与红军有种说不清楚的缘分，决定了他坚持一生的信仰。老吴曾经当过县粮食局副局长，退休后回到农村居住，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上。几年来，老吴出资帮助村里建了28座小桥。现在，在当年红军搭浮桥经过的双江河上，一座坚固的石拱桥连接两岸，彻底解决了世代困扰村民的交通问题。这座桥，就是在老吴的一手筹划下建成的。
“从红军长征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1985年，聂荣臻在《解放军画报》第9期为纪念长征50周年题词。徐向前在1986年7月为长征的题词，也被刊发在《解放军画报》上：“长征道路困难艰险，奋斗精神继续发扬。”与他们一样有着深厚长征情结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很多，像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墨宝留存于通道转兵纪念馆，成为激励通道人民前行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