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工作照。
成仿吾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人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参加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撰写与翻译了许多论文、小说、诗歌，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是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
成仿吾曾先后五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他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一文中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前夕，我写了这段回忆，连同我译校的很不成熟的几本习作，就作为献在海格特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
成仿吾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29年。1928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欧中共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并随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当时，蔡和森知道他知识渊博且通晓五种外语，就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要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成仿吾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德文版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他请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共产党宣言》中译稿带往莫斯科交给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牺牲了，所以译稿也就丢失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翻译的，被称为成徐译本。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成仿吾是陕北公学校长。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要他们翻译出来。他们两人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工作条件很差，资料缺乏，连一本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译完后，成仿吾把全部译文又通读一遍。同年，这个译本在延安作为《马恩丛书》第4辑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出版。该译本收入《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传播范围很广。
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45年。当时，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回延安参加“七大”，有时间对《宣言》译稿作较大的修订，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但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可惜译稿也没有下落了。
成仿吾第四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52年。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抽空将延安版的《宣言》中译本稍加校正，作为《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生135周年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供校内使用。这次校正是成仿吾一人所作。成仿吾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好在《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成仿吾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75年。1974年，他写信给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他在信中指出诸译本中错误很多，希望能够重新校译原著。8月，毛泽东作出批示，支持成仿吾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译工作。9月，成仿吾到京，12月出任中央党校顾问。中央党校抽调王亚文、郑伊倩等同志组成校译小组，协助他进行校译工作。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把1848年第一版德文原著同当时通行的德文本作了对照，发现有48处不同。这段时期，成仿吾与助手们每天讨论三个小时，对修改稿逐字逐句进行研究，前后经过三遍重大修改，到9月初步定稿。讨论稿印出后，成仿吾送给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指正。还邀请了在京的26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他们吸纳大家的有益建议，又对译文进行了修改。
《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经引进中国，犹如一场及时雨洒进了干涸的土地。《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正如成仿吾在1978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即陈望道）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