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用血红的手印签下了契约。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并非邓小平的特意安排，而是中国农民的自发行动。然后在邓小平、万里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农村改革成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关系中国发展和命运的大变革。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有要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
12月的一天夜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在村里一间屋里，他们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
到会的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契约，却预示着农村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对于这个冒着身家性命危险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严宏昌来说：这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安徽凤阳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
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农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怎么看待这一突破性的实践呢？这令各省乃至中央官员伤了脑筋。
然而农民们却受不了饿肚子，行动起来了，1979年春，全国各地不少农民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那一份共同的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也叫包产到组。
“张浩事件”
张浩，甘肃档案局的干部，1979年，他回河南洛阳老家，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辞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是王任重。王任重于3月14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指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
于是，这年的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
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同时，他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两位农民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信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小平一语扭乾坤
斗争是很尖锐的。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发文批评分田单干。
形势相持不下。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谈话，一下子扭转了乾坤。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这份《通知》终于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通知》下发之后，到1980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联产承包最终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