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谈话中经常用到一个词汇——百年，比如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等。以百年为期，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时间概念，折射出邓小平长远的战略眼光，坚定执着的行事风格和尊重历史规律、对历史负责的伟人情怀，值得我们深入认识和领会。
长远的战略眼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老干部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现代化建设急需要大批年轻的人才，老同志不适时退出领导岗位，就无法让年轻同志接班。针对当时许多老同志刚回到领导岗位又要离开，邓小平正是从百年大计这个角度要求大家、说服大家的。他说：“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正是从这个百年大计出发，在他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党实行了从顾问委员会制度过渡到离退休制度，成功实现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民族总要有人思考和把握未来，为国家和民族多想想。只看到眼前利益的短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正像邓小平说的，作为政治家，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要考虑几百年、几千年”。
坚定、执着的政治品格
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扭着不放”，“‘顽固’一点”，“硬着头皮”，经常用来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一百年不动摇”的同义语。邓小平也经常在其他场合使用百年的概念，以表达自己的坚定立场和意志，强调干成一件事要执着。比如，198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时坚定地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以百年为期表达自己的坚定执着，从邓小平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出很多例子。他思想解放，行事变通，坚持实事求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他对信念的坚定，对看准了的事的执着追求，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这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品格的统一，造就了邓小平的伟人风范，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
政治家的长图远略
邓小平历来重视机遇，强调速度，提倡果决，反对拖拉。与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耐心。比如“一国两制”的方针，开始时香港有许多人很担心，认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邓小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对台湾，邓小平提出的政策更宽，更有耐心。他在1979年就说：“统一台湾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我们真实的政策。台湾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台湾的武装可以不解除，只是它要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旗帜去掉。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
邓小平的这种历史情怀和政治家的远图及其耐心，还表现在他对代际承继问题的把握上，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责任和条件，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可能做到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做。他这样说过：“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非常注重并善于总结经验，包括自己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经验，通过总结经验，加深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并自觉地遵从规律。1993年，89岁的邓小平在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时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此后，邓小平果断关闭了自己的战略思维，不再过问政治。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也再一次表现出他对自然规律、历史规律的敬畏和遵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