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同志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曾以实干著称。延安时期，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却反映出当时人们十分推崇毛泽东的实干之功。的确，作为实干家的毛泽东，曾在党内十分推崇不尚空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1年，“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尚未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党内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喜欢凭借主观，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认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还从这个角度出发，区分了什么是真假马列主义。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内，“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在党内多个场合提出或题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等口号，就是为了纠正党内曾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引导全党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依靠群众的良好风尚，形成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为中央党校确立“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在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虽然以马列主义为主课，但在办学方针上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教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讲课多是理论条文，由远及近，由国外到国内。有的教员讲第一次国共合作，学员提出讲讲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个比较，就讲不了。学员反映，党校有些课是“讲课讲条条，考试考条条，学员背条条”。因此，转变学风，端正办学方针，就迫切地提到党校教育工作的日程上来。
1941年年底，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什么。毛泽东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彭真和中央党校的领导人员规定了3条办校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1943年，党校修了大礼堂，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4个大字被镶嵌在礼堂下面的墙壁上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给彭真等中央党校师生留下了毕生深刻的印象。
除了给中央党校确立“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外，毛泽东还将这一题词书赠与党内一些勤恳工作的同志，以示激励。1942年，毛泽东为在植树种草、防风治沙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题写奖状：“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22人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就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为延安《解放日报》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在最初10个月的办报实践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尚未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解放日报》在宣传报道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党八股、形式主义，具体体现在：在内容上以转载国际新闻为主，对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的报道则很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例如，1942年2月8日，对于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的重要新闻也只在第三版的左下角登了一条消息；在形式上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真理报》和中国《大公报》的做法，坚持“一天一篇社论”，导致有的社论流于形式，质量不高；在文字上，八股文风十分浓郁。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认为，虽然只是苗头，却不是个别现象，必须及时纠正。1942年3月8日，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毛泽东特意给《解放日报》写下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随后，《解放日报》进行了认真整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焕然一新。第一版是反映各根据地情况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才是国际新闻版，第四版仍是副刊，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边区的内容，加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文风也更加朴实、亲切。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已走过了20多年的奋斗历程，有多少经验需要总结，但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题词时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不尚空谈”作为毛泽东推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由此成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作风和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