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东邻江津，东北靠璧山，北界铜梁，西接荣昌，南与合江、泸县接壤，地处川渝腹地。民国时期，一条连接成渝经济大动脉的黄土公路呈东西向横贯县境，永川成为手工业发达、商贾云集的一座小县城。
孕育革命火种
在风起云涌的烽火岁月，永川与全国的革命活动遥相呼应。早在1919年，进步组织就在永川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进步活动。当时，永川高等小学堂等县城内的4所小学组织了学生联合会，1920年又成立了“永川县各界人士救国活动会”。这些组织配合全国各地的革命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抵制日货等革命活动。1930年，共产党员张丹秋、王彦家受永川中山公学教导主任陈介棋(张丹秋、王彦家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之邀，来永川中山公学任教。到校不久，因工作能力出众，他俩分别就任学校斋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他们广泛接触进步教师和学生，编印《迅雷》小报，揭露军阀的罪恶，印制《特刊》在重庆秘密发行。永川中山公学成为张丹秋、王彦家坚持革命的战场。
这时，驻永军阀彭诚孚，借机筹充军饷，大刮民财，炮制出一条狠毒的方案——征收鸦片烟窝捐：按永川3年田赋标准，规定种烟者征窝捐，不种烟者征懒捐，为永川的劳苦大众强加了14余万银元的税赋。乡、保人员乘机浮收勒派，导致民众怨声载道。张丹秋等人迅速行动，发出“抗捐宣言”和“快邮代电” 深刻揭露军阀敲诈勒索的本质。他们深入农村，搜集军阀罪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壮大运动气势；发动农协会员，擎标语、拿木棒，高呼“打倒军阀”“打倒烂团保”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同时，成功策动县里上层人士黄泽安、黄壁祥等人组织*团赴省*，联络旅省、旅渝同学会声援支持。眼见民怨沸腾，军阀彭诚孚惊恐万状，不得不作出“征借各半”的让步：即仅对种烟的征收窝捐，对未种烟的不征懒捐。已征收的懒捐改为借款，在下年征粮时扣除。至此，在张丹秋、王彦家等人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抗鸦片烟窝捐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反鸦片烟窝捐”事件，反对军阀，唤起民众的斗争意识，在永川民众中引起强烈震动。以后又有共产党员胡逸等在永川县城搞地下斗争，但这些活动都属于自发的、局部的，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和组织。不过，零星的革命活动，在永川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永川特支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建立永川特支
1939年秋，中共党员黄绍辉来永川后，建立了永川特支。刚刚成立的永川特支，有党员4人。除第一任特支书记黄绍辉外，还有县民众教育馆收音员胡逸，永川县政府的杨姓科长和在永川北山小学任教的谢姓教师。永川特支隶属荣昌县委领导，时任荣昌县委书记的廖林生(化名罗林)为永川特支的单线联系人。
黄绍辉，四川盐亭县玉龙乡人，1912年出生在农民家庭。青年时学习勤奋，先考入遂宁精益中学，后到成都华西协合中学读高中。面对社会的不公，黄绍辉从小就萌生了追求自由和光明的理想。1935年冬，他考入国民党政府在成都筹办的“四川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6个月后被分配到绵阳县实习，以后调到川西邛崃县任农村合作指导办公室主任。在邛崃县供职期间，该县县长何本初贪污全县农贷经费，黄绍辉前去质问，反遭责骂，气愤之下用木棍狂揍何本初。何本初怀恨在心，依仗权势撤销了黄绍辉的职务。被撤职后，经岳进德推荐到成都民德小学担任教师。而此时的岳进德已是共产党党员，他受组织委托，了解黄绍辉思想动向，介绍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1938年9月，黄绍辉经岳进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农村合作委员会训练班教师风纯德的推荐，黄绍辉到永川县合作金库谋事。1939年7月，黄绍辉来到永川，担任永川县农村合作金库主任。
黄绍辉担任永川特支书记，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指示他要掌控经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扩大政治影响，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他以合作金库主任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党提供了很多活动经费。永川特支工作卓有成效，上级党组织准备成立永川县委，领导永川县的地下党。但由于斗争的需要，在永川工作仅仅1年多的黄绍辉，被调往川东一带工作，成立永川县委的计划被搁置。1948年6月黄绍辉不幸在万县被捕，关进重庆中美合作所，受尽折磨，于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英勇就义。
1940年黄绍辉调走后，永川特支书记由宋翔接任。宋翔，重庆江北县人，1938年在重庆萃文中学读高中时，经汪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考入重庆防空司令部独立监视哨哨长训练班，毕业后任江北县茨竹场哨长。1940年升任永川防空监视队队长。宋翔来永川后，要求上级党组织派几个进步同志到他身边协助工作。荣昌县委负责人廖林生应宋翔的请求，派了荣昌光明书店的党员段自光和几个赤色群众到防空监视队工作。随后，永川特支在北山公园组织召开会议，宣讲抗日形势和任务，确定了发展党组织等工作重点。会后，宋翔准备发展防空监视队的通讯员吴俊贤和自己的未婚妻代华凤入党，但还没来得及展开，一场暴风骤雨就向永川特支袭来。
遭遇灭顶之灾
1941年夏，宋翔的活动被重庆防空司令部特别党部察觉，派指导员张英杰秘密到永川调查，发现宋翔有“可疑行为”。于是，县警察局出示县长手令将宋翔逮捕，并立即展开搜查。由于事发突然，宪兵来搜查时宋翔措手不及，胡逸交给他保管的党的文件和一批进步书籍、吴俊贤的入党介绍等都被搜查出来。永川特支彻底暴露，吴俊贤和代华凤也相继被捕。当天晚上，永川县党部书记曾拱北、防空司令部指导员张英杰和警察局突审宋翔。经不住敌人审讯，宋翔很快就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沦为了可耻的叛徒。
永川特支委员胡逸，在宋翔被捕前，敌人怀疑他是共党分子，被警察局收监10余天，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出于安全考虑，组织安排他回内江暂避风头。宋翔变节后，胡逸在内江被捕。胡逸同样经不起特务的威逼劝诱，出卖了组织，交待了他知道的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并写了悔过书自首。很快，胡逸便被吸收为国民党中统局通讯员，厚颜无耻地在《内江日报》上撰写反共宣言，和特务狼狈为奸地从事反共勾当。解放后，胡逸被镇压，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和宋翔一起被捕的代华凤，在警察局关押2天后，由其父亲托人取保释放。宋翔被押到重庆卫戍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监禁。在那里大约关了半年，宋翔通过其三叔宋毓平（重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的运作，被送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劳动服务营政治队，被“感化”后写悔过书获释。后来经他三叔介绍到重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任所长，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52年被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逮捕，劳教3年后送德阳九五厂劳动改造。
宋翔和胡逸叛变后，除北山小学的谢老师、宋翔的通讯员段自光撤退及时免遭不幸外，永川特支成员和赤色群众全部被捕。当时荣昌县委的何君辉从荣昌到永川，准备与永川特支接头，在川主沟碰上段自光，听到宋翔被捕的消息后便迅速撤离永川。何君辉回荣昌后向周平汇报了永川特支被破坏的情况，荣昌县委当即派伍尚民来永川处理善后。从此，永川特支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