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一段论述讲起。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史观的破产》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段论述，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精神的关系。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是从学会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这段论述，第一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世界地位的关系。中国人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动后，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这段论述，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因此，这段论述的主题，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复兴的关系。这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双重意义
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重新有了地位？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民在革命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复兴？
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三个角度论述过这一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用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抗御资本主义，打了败仗；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武器库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也败下阵来。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第一仗就打败了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蒋介石在长征路上对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打败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最后结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在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中国人民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不仅要解决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还要解决中华民族同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就要求有一种既高于封建主义，又强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思想武器。
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为什么能为中国人民所用呢？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欧洲，但它是科学，科学是不分中西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同社会化生产力及其代表工人阶级相联系的，是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任何思想武器更为先进的科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是中国人民“学会”了这个新的思想武器。这里讲的“学会”，不仅是“学”，而且“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掌握了这一思想武器。
讲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既然中国文化在西方列强面前打了败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改变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被人“看不起”的历史呢？为什么能够使中国文化复兴呢？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对于“中国文化”，既不是绝对肯定，也不是绝对否定，而是认为这种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中国文化是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同时中国文化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具有两重性，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人民性即民主性的精华。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前者被称为“封建文化”，后者被称为“中国人民文化”，即我们今天常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这种划分不是机械的分类，不是说这部著作、这首诗词是封建的，那部著作、那首诗词是人民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作品内容的辩证分析基础上的。比如《红楼梦》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民主性的精华。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就在于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并且用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扬弃了中国文化，指出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是封建主义腐朽文化，而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振作起来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正以新的精神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那种被人看不起的历史应当一去不复返了；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的胜利的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中国人民的文化，也就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必将迎来文化复兴的高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思想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具有这种既分析批判又继承发扬这样双重的意义，所以能够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使中国文化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联系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时，我们注意到，中华文明尽管是东方文明，但和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它和中华文明并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明。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华文明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西方思想界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自然界有规律、社会发展没有规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中华文明强调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等“实学”传统和崇尚的易学、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有许多相通之处。事实上，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比如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梦想特别是美好社会理想的民族。在《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是，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社会。儒家学者十分怀念夏以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高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理想。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都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至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包含了为中华民族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民族追求。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其中除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有这样的必然性，还由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历了六次大考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正式向全党提出来的思想理论建设任务。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他又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并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解，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关系时的科学态度。“中国化”，不仅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而且要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不仅要尊重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及其创造的新鲜经验，而且要尊重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传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帆风顺就可以实现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性考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场历史性考试，不仅要直面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包括政治路线的考试，而且难以回避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文化包括学风方面的考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六场思想文化大考：
第一场大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经过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朋友们为选择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本人也为究竟是选择无政府主义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艰辛的思想历程。
第二场大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本主义大行其道，而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做法则被称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一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才比较好地解决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问题。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使全党认识到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成果。
第三场大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大肆叫嚣“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主张“尊孔读经”的国粹主义沉渣泛起，思想文化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思想文化战线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同“老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开展三条战线的思想文化斗争。经过这场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第四场大考，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主义开展斗争，还要说服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同时还要纠正党内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民粹主义错误。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五场大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要以苏为鉴，提出经济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助长了党内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最为复杂的思想文化考验。
第六场大考，改革开放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中发生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与思想僵化、“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较量。这场思想文化斗争至今没有完全结束，但正是这场斗争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新的辉煌。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场接一场的思想文化考试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在这一系列思想文化考试中，中国共产党要破解的难题，概括起来，一是“古”与“今”的关系；二是“中”与“外”的关系；三是“陈”与“新”的关系；四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五是“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前三个是文化问题，后两个是同文化问题紧密相联系的思想方法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古”与“今”的问题，是因为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入侵和本国封建统治腐败双重原因下，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发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这一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冲突。由于中国错过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康乾盛世”成为“落日的辉煌”，发端于古代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够“赶上时代”。在西方列强冲击下，鸦片战争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被动地踏上了现代化的进程。从那时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上一世纪30年代国情大讨论，到抗日战争，怎么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绕不过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与此同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他用“古为今用”四个字，回答了人们关于“古”与“今”关系的争论。
之所以会发生“中”与“外”的问题，就在于现代文明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从西方进来的，而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是以“中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体”，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仁人志士。这样的思想困惑，同样发生在共产党内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党内的教条主义则认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也是“中”与“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的奴化思想，又要反对主张复古复旧的国粹化倾向，既要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又要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观点作斗争。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与此同时，他强调这种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起照抄，机械搬用。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党的思想理论上，都不能搞教条主义，而要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他用“洋为中用”四个字，回答了人们关于“中”与“外”关系的争论。
之所以会发生“陈”与“新”的问题，是因为实践和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学说，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个要不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尤其是，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中国文化加进了现代要素，还是不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其实质，就是要为保持本色而故步自封，还是要适应时代而与时俱进的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在毛泽东看来，文化艺术也好，思想理论也好，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形式也要相应创造新的形式；同时他说，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旧形式，但是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要经过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他用“推陈出新”四个字，回答了人们关于“陈”与“新”关系的争论。
在讨论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揭示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问题。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指出，强调“共性”而不重视“个性”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强调“个性”而不懂得“共性”就会走向经验主义，只有认识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把普遍性同特殊性结合起来，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同样的道理，“绝对”寓于“相对”之中，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绝对主义必定走向独断论，而认为什么都是相对的、不能认识到“相对”中存在“绝对”，就会走向相对主义的怀疑论。比如毛泽东在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中深刻地指出，当年针对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一般新人物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这一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就成为阻碍革命的东西了。毛泽东还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里的问题，就是不懂得应该怎么认识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手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武器，所以能够在思想文化一场又一场考试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实行正确的政策，在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中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文明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
面对着这样重大而又错综复杂的考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其要点是：
1.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2.坚持“中国化”的方向，不论“中学”还是“西学”，“学”是基本原理，不分“中西”，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但要越搞越中国化。
3.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4.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旗帜。
5.思想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6.文化建设和文明复兴的基本问题，一是要解决为群众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7.要坚持文明发展规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进文化繁荣发展。
8.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致力于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9.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点。
10.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新闻舆论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鼓与呼。
11.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2.互联网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要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
13.要加强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文明两手抓”的方针，精神文明要重在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坚强的精神支柱，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一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新的贡献。
14.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增强党的先进性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文化建设，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14个要点，第1个到第3个是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和基本要求；第4个到第6个是指导思想和根本问题；第7个到第8个是基本方针；第9个到第12个是文化建设的重点；第13个到第14个是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
如果要问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党中央已经有大量的论述。我们在这里只引用毛泽东1957年3月19日说过的一段话：“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话说得多好！中国不仅要强大，还要使人可亲！一个“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文明的中国。
我们已经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进程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也只有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由此决定了，中华文明复兴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同21世纪中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又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中华新文明和用这种新文明培育的社会主义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