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下简称“三个自信”）是我们党长期奋斗的目标指向，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根本标志。“三个自信”既来源于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把握，又来源于90多年奋斗积累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更深层次的精神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诚信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夯实“三个自信”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必然选择和战略支撑，是决定“三个自信”能否真正确立的历史抉择和现实举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增强“三个自信”的必然选择。马克思说过，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利益认同是实现政治认同的现实前提，政治认同是基于利益认同的理性升华。要切实增强“三个自信”首先就必须满足人民的利益认同，指望基本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整日为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的国人来自觉认同和自愿信奉什么主义或理论体系是不切实际的，只能是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只有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爱戴和衷心拥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到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全新理念，体现的正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情怀，标志着我们党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知的理性升华。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价值追求，是增强“三个自信”的现实必然和历史必然。
全面深化改革是增强“三个自信”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内生动力和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其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异常艰辛。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解决我国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和瓶颈，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改革者要有“坚决改”的战略家的胆识和谋略，要勇于啃硬骨头和涉险滩，敢于顶住压力动真格和碰硬，善于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另一方面，更需要有“怎么改”的政治家的智慧和担当。历史必将证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一定是“三个自信”真正确立之时。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过程中攻坚克难的内在动因，是增强“三个自信”的根本出路。
全面依法治国是增强“三个自信”的制度保障。人们的幸福只有在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实现。因为“这种秩序把人们的行为调整得使所有人都感到满意，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在这个秩序中找到他们的幸福。”（凯尔森语）所以，弗朗西斯·培根说：“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法治的制度保障。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让崇尚法治、敬畏法律、信仰法治和依法行事的法治精神渗透在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全社会成员的一种理论自觉和行为自觉。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不至于偏离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才能得到有力的坚持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才能得以不断完善和巩固。因此，全面依法治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也为增强“三个自信”提供护身符和保护神。
全面从严治党是增强“三个自信”的政治定力。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所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还需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因而全面从严治党刻不容缓、势在必行。这就需要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个方面采取有效的从严措施，坚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统一，同向发力。加强思想建党，从根本上培养全体党员的党性自觉和理论自觉。“对共产党人来说，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加强制度治党，就是要做好建立和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顶层设计，扎牢制度的篱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真正让领导干部的党性自觉和理论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会丧失动力，就会迷失方向。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在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根本保证，是不断增强“三个自信”的政治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