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目前正在就“中国模式”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模式”问题的论争早在100多年前就曾进行过，既有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也有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还有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这些论争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点是，在每个这样的场合都有一种模式先验唯心主义地把自己奉为普世价值，或强加于别人，或否定与自身相异的其他模式的客观存在、歪曲其性质和意义。这正是引发争论的根源，同时又反映了争论的实质。
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
第一次论争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所展开的批判。
杜林（1833—1921）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方案，鼓吹在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分配关系以实现社会主义。杜林的这种观点在刚成立不久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有很大影响，1875年，以莫斯特、伯恩施坦为代表在党内建立了一个拥护杜林的宗派组织，党的某些领导人也对杜林的观点认识不清。这就使恩格斯不得不发表《反杜林论》对杜林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
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认为，先有模式、原则、范畴，然后由人把它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构成现实世界。所以，恩格斯对它的批判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揭露这种理论是一种先验唯心主义，以及它对黑格尔的抄袭。
《反杜林论》先是揭露杜林“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恩格斯揭露了作为杜林的哲学基础的“世界模式论”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抄袭，指出杜林“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做法”。
二、是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兄弟国家，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关于“模式”问题的第二次大的论争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时在欧亚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产生了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同苏联、苏联模式的关系。
苏联推行大党、大国主义，把苏联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兄弟国家，而把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反共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尽管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已经明确宣告“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贡献”，但直到1957年，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还蓄意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同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淆起来，说什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就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直到1982年的苏联《科学共产主义》杂志还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章。
在实践中，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矛盾，首先在苏南矛盾中表现出来。
苏联把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一定的特定场合”，“使它与存在于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斥责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波兰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支持铁托的观点，强调波兰要建设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过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之下，也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的帽子，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并被判刑3年。而另一方面，有些东欧国家却又因照搬苏联模式，破坏了自己国家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偏向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缓慢，引起人民群众广泛不满，引发了多次经济政治危机。所以，匈牙利党的领袖卡达尔·亚诺什在后来回顾说：“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在初期我们没有适当考虑这些不同的特点，我们错误地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以原封不动地机械地搬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结果每个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实际上，早在二战以前，我们党也吃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苏联模式的苦头，因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是这种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我们党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阐述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观点说，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但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邓小平又在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阐明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也是在党际关系上的指导思想：
第一，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所要坚持的也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带来很多问题。
第三，在革命胜利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能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第四，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
第五，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
三、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华盛顿共识”祸害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东南亚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模式早就存在，在冷战结束以后，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叫嚷“历史的终结”，似乎美国的制度将要被全世界所采纳的时候，有些西方学者就挺身而出，指出资本主义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早就展开，其结果将左右资本主义的命运。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的讨论更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例一， 1989—1991年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首先著书立说论述当代资本主义有不同模式的，是法国最大的保险公司法兰西保险业公司总裁、法国伦理政治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他把当代资本主义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新美国模式，即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的资本主义；一种是莱茵模式，即在法国、瑞典、荷兰、瑞士实行的资本主义，日本实行的也是这种模式，只是稍作修改。阿尔贝尔认为，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比较亲切、柔和却更有效率，它在公司的权利和责任之间提供适当的平衡，并为工人提供了较大的安全。反之，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则是明显劣等的资本主义，迷恋利润，薪金特高，由于金融市场使经理得不到实施长期战略所必须的各种时间长、见效慢的资源和资金，因而他们就把精力从经营企业转到应对竞争对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公司进行的敌意收购上面以保护自己，更严重的是这种模式对利润的盲目追求。但遗憾的是，贪婪正在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推向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
例二，199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斯隆管理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发表《头对头——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一书展开了日、美、欧三种模式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他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划分这几种不同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式英美资本主义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德国和日本模式的资本主义则鼓吹集体主义价值观。
例三，1995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罗贝尔·博维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目前有四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并存。他用另一种坐标系来划分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第一种是市场引导型资本主义，即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以法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是国家官僚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斯堪的纳维亚式资本主义，即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奥地利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第四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
例四，1999年4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评述七种模式资本主义的好坏。除美、日两种模式之外，他着重评述了其他五种资本主义模式。一是东亚模式的资本主义。快速经济增长是对于低税、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市场、开放贸易等政策的优越性的证明。二是德国社会市场模式的资本主义。三是瑞典模式的资本主义。四是新西兰模式的资本主义。五是荷兰模式的资本主义。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国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模式，但美国却还是要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包装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作为普世价值强加于别的国家。“华盛顿共识”包含十项内容：财政自律；调整公开支出优先程序；税制改革；利率自由化；实行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引进外资的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保护私有财产权。其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以及财政和物价的稳定化。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利用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向它们推销新自由主义模式，先是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达成协议，按其要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最初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它更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被明显削弱，社会发展问题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国家推行的结构性调整，使这些国家成为经济重灾区：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100亿美元的外债，引发了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阿根廷更引发了由外债引起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华盛顿共识”又以“休克疗法”的面孔出现在剧变解体以后的苏联东欧国家：用急速私有化和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办法去推进苏联经济的转轨。结果使这些国家重演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悲剧，经济衰退，失业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俄罗斯为例，1990—1997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7.7％，1998年为-4.9％，2000年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3，贫困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峰，约占总人口的一半。1989年时俄罗斯的GDP为我国的两倍多，10年以后仅为我国的1/3。
1997—1998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应对方案还是“华盛顿共识”：它要这些国家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去改革经济，否则就拒绝向它们提供贷款，结果使这些国家的危机雪上加霜。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政策不仅加剧了这些危机国家的经济衰退，而且对此事端负有部分责任。
四、西方国家关于是否存在和已经形成“中国模式”的论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自从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以来，“中国模式”更受到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和讨论，甚至在美国知识界也出现了暗示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替代美国模式的声音。
但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有一些人在千方百计地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否认“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在《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中说，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美国的迈克尔·舒曼在2010年3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中国：新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文章，把“中国模式”归结为资本主义。英国的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根本反对提“中国模式”，因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模式”。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里克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
以上几个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和已经形成的实例，虽然其视角和理由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中国模式”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悄悄地变换成了从价值观上看该不该、要不要有“中国模式”的问题。针对这种做法，新加坡学者郑永年2010年5月4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指出，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然而，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2009年9月14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的《全球经济掀起中国热》一文分析：很久以前，西方世界就开始推行自身的发展模式，认为这是唯一正确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方式。西方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一贯主张首先要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并保障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开辟了一条符合其自身国情的新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方国家认为中国道路论点违背了他们的教条，因而感到迷惑甚至疑心重重。
五、从“模式”问题的四次论争中得到的启示
1.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无论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各种文明的各种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应该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这种多样性源于世界各种文明和国家的千差万别性。
2.把一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奉为“普世价值”而强加于人，或者认为凡是不符合这种“普世价值”的，就不构成为模式或不能持久存在，这在世界观上是一种先验唯心主义，在文化上表现出狂妄自大的种族优越感，在政治上则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因为它并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证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确实具有也适合于别国的普适性、确实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以狂妄自大的种族优越感为文化背景，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当作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强加于别人，像杜林的先验的世界模式论那样去构建现实世界。而从政治上说，这种做法只能是一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在任何场合，最终都只能遭到破产的结果。
然而，强调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多样性，又并不意味着否认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共同的基本规律、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是阐明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基本规律是通过表现各国、各民族千差万别特点的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也要适应这些千差万别的特点，同当时当地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
3.各国应当牢牢抓住符合自己实际情况这个基本点来构建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过程中，各国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学习、借鉴绝不是照抄照搬，而是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使别国的经验为己所用。例如，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们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推进中国革命，反倒是因为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种不同于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模式。而当我们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去搞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到严重的挫折，而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如此。
4.强调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否认像十月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事件的国际意义。这种国际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可以供其他国家照葫芦画瓢地复制，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了解决本国问题的思索源泉：怎样在相同或者相似的国际大环境下，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去成就在别国已经实现的事情。
5.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包含其优势，也包含不足和面对的挑战与问题，不应以别国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其是非。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然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为解决本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建构，那就不应以别国的价值观为标准去评判，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瑞典模式为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瑞典模式经历了“褔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三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变化。其中，第三阶段的瑞典模式打算通过在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抽出一部分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使劳动者通过赢得参与决定企业事务的权利而参与企业资金建设，为在瑞典建立集体所有制打开大门。但结果却是，当议会通过该法案后，瑞典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集体反抗，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推下台，使上述法案宣告作废。尽管这里包含瑞典模式的巨大变化：从刻意避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到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失败尝试，却从来无人否定过瑞典模式的客观存在。
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