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至今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8月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讲过一句经典话语：“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1]奥巴马的坦率就在于起码没有掩盖资本的贪婪本性。但如何不限于感受现象，而是深入思考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构建起来的当今社会制度和世界秩序，则是时下摆在西方国家思想界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也正是在面对这一挑战中，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在西方国家的又一次复兴，因为历史又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灾难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从1929年的金融危机、1970年的美国股灾到2008年殃及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历史一再证明，危机的重复性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现。这些基本矛盾及其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就给予了科学解释。这一点，西方国家清醒的人士都是承认的。2008年9月，英国圣公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撰文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发表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2]正是资本主义一再出现的危机，使得西方国家思想界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一、资本主义的兴衰决定西方国家思想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 “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命运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这种认识有一个基本的规律性：总体上看，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马克思必然成为西方学者们攻击的对象，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大预言模式”、“理论是断裂的”、“最伟大的空想”，“作为一个说明体系已经死亡”、“共产主义的幽灵已被逐出了欧洲”等；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其思想界就会这样那样地“回到马克思”，并给予各种恭维。作为主流，西方国家思想界的“把马克思逐出欧洲”和“回到马克思”这两种观点之间是相互转换的，而这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当西方国家繁荣变成萧条时，一些“死亡论者”就会变成“恭维论者”；当萧条变成繁荣时，一些“恭维论者”就会变成“死亡论者”。但作为支流，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家则始终这样那样地肯定马克思的思想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社会始终存在。“二战”结束以来，展现上述图景的情况至少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当时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起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声浪，原来一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仍在发展，因此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西方社会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3]萨特以其深邃的分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经济上出现了“滞涨”。西方国家的学者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内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不得不转向对马克思进行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著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在1979年出版的第10版中，借助伊赛亚.柏林的话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他们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 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很多西方学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看不到这些变化的本质，他们在苏东剧变后欢呼所谓“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大失败”，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了”，“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使马克思永远不能再从棺材中爬出来”等等。日本学者关根友彦在2009年1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与复兴——以宇野弘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为例》明确指出：“冷战终结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急剧下降。苏联的崩溃使以此为后盾的马克思主义弱化，同时标榜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势力宣扬资本主义的复兴，这给人一种印象，即资本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成功。”[5]但即便此时，一些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见解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仍保持了客观的认识。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6]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7]无论是德里达还是詹姆逊，都表现了一个清醒的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第四次就是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性关注。那么，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哪些新认识呢？ 二、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学者的新认识 总的说来，当今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此前被其所鄙视、否弃或回避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正在被重视和重新认识。 1、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以前，西方主流舆论普遍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19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创立于16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已不能指导今天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但历史表明，一种理论“过时”与否，不在于其产生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其能否正确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归根到底在于其能否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作科学把握。正是对现实变化规律和历史发展逻辑的客观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光芒在人类社会的长河中无比耀眼。今天，面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许多德国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了同胞卡尔·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撰写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银行家和经理们都试图理解对西方社会造成的金融危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希望从中找到资本主义失败的根源。人们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正确，许多在160多年前就已被马克思揭示过的资本主义引发的种种灾难也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资本论》在欧洲热销，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的最好“注脚”。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11月20日报道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随着最近损失惨重的商业人士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开始热销。一名出版社经理说：“马克思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德国马克思故居展览馆馆长比特里克斯则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是对的’。”而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也在看《资本论》。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2008年11月也承认：“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真的不错。”[8]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深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危机趋势。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在谈到马克思时曾说过:“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9]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左派学者也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指导意义。科斯塔斯·拉帕维托萨斯(Costas Lapavitsas)在2008年底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采访时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是对于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10]这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离开了马克思，金融危机的实质就难以回答。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人们去认识当前的经济危机，关键在于它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英国肯特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恩·塞耶斯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文章[11]。文章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确切一些地说，马克思的思想中哪些已经被证实了?他认为，首先，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已经被证实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济学和社会学说中曾经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的思想体系已经声誉扫地了。甚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这个最有影响的自由市场思想的捍卫者，也承认自由主义的市场的思想体系是有错误的。“我错误地认为银行和其它一些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最能够保护股东的利益和在他们在公司的股本”。然而，目前的危机再一次证明了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自由市场是具有它自身异化的制度。它是一个不可控制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机制。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它“像一个魔术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其次，他认为，当前的危机已经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濒于崩溃，世界经济秩序正面临着重建。这已经证明了资本的无度扩张是经济生活瘫痪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方面已经被证实了。第三，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一个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成长起来了。尽管从那时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塞耶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仍然是对立的，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的分析仍然站得住脚。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西方思想界作为市场经济人性根据的“经济人”假设也遭到了质疑，被指认这是对亚当·斯密观点的误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许多经济学书籍把斯密的理论解释为“屠夫、酿酒师、面包师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解释的拥护者既不能解释当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不符合斯密本人的观点。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许多经济学著作以“自利最大化”解读斯密的“经济人”观点，是致命的错误，因为斯密从来不认为自利最大化是商品交换的绝对动机。“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斯密没有认为纯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也没有将利润动机视为充要条件。或许最大的错误在于，将斯密对交易原因的有限论述，解读为对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运转良好所必需的所有行为准则和体制的详尽分析。”[12]这种反思可以进一步印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科学性。 2、马克思预言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冲突与实质 马克思准确预见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及趋势。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美国《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号发表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复仇”的文章。文章讲：“1999年出版《马克思传》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最近出版了一本《＜资本论＞解析》，他的结论是，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弗朗西斯·惠恩指出：在马克思著作里会读到，他预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还会读到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激烈争斗，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失业和饥饿开始蔓延，某个偏僻角落的动荡会导致整个体系的中心发生动荡和恐慌等；还会看到，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各民族普遍相互依赖”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他对全球化的形容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利润率下降，趋于垄断……”[13] 马克思准确预言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后果——即当前金融海啸的发生，并且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美国《外交》杂志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欧·帕里奇的文章。文章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近来在全球热销，反映了这次经济危机导致许多资本主义信徒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迷失。这篇题为《完全摩登马克思》（Thoroughly Modern Marx）的文章说，为什么人们要为马克思招魂？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150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capitalist globalization）的出现及其后果——即今次金融海啸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还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值得我们今天作为参考。马克思为今天的危机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建立工会和工人政党，在今天，他会鼓励人们成立新的利益共同体、协会和组织，用以抵抗资本主义的现状，并开始抉择如何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马克思开出的第二个“药方”，将会是号召金融市场的公有化，并“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的第三道“药方”，将会是提倡打破“以资本主义市场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转而利用国家集权的机构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最后，在第四道“药方”中，马克思会呼吁世界各经济体，为了应付目前的金融危机，应以团结一致的行动取代勾心斗角。从帕里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依旧是有效的。 3、马克思是经济史解析大师，他科学地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经济史解析大师，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解析更是无人能比。法国《新观察家》杂志2009年7月刊登记者吉勒·安克蒂尔对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专访，认为当前危机导致马克思理论的回归。《新观察家》记者问：因金融资本主义混乱引发的全球危机是否验证了马克思的解析？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答：马克思明白了一些被传统经济学家所忽略的东西：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危机以不稳定方式进行演化的系统，危机发生之时，该系统就会进行重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进一步指出：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批判和解析资本主义。凯恩斯的回归也存在，那是一种实用主义。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者，但不是马克思那样的经济史解析大师。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析之所以科学和深邃，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中。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去曾有种种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潮或学说，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说话，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其历史必定工人阶级之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历程同在，必定工人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必定劳动大众的利益、要求、情感融为一体。世界最大出版社之一的企鹅出版社，在2009年推出了《卡尔?马克思新闻作品选集》。出版社在介绍中写道：“这本全新的选集覆盖了马克思笔下关于阶级问题和世界形势的大量主题．他对于19世纪的鲜明洞察表现了他的社会良知，而这种良知直到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示。”[14]书中包括马克思自1852年到1861年间住在伦敦时为当时世界销量最大的《纽约论坛报》撰写的大量文章，涉及到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现状、社会贫困问题、美国贩奴交易、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等各种题材。 4、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的主题从来没有失去它的效应 人类向何处去？这次金融危机使西方人感到迷茫。“历史终结论”的始创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也慨叹“历史似乎没有终结”，历史并没有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认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15] 那么人类的未来会怎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曾长期在西方讳莫如深的、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即共产主义依然有效的问题。 法国《世界报》2008年10月17日发表了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论当前金融危机的文章。阿兰·巴迪乌认为，世界金融危机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人类解放的主题从来没有失去它的效应，而共产主义恰恰体现了人类解放的主题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毫无疑问，‘共产主义’一词正体现了这一主题，但却被贬低和侮辱了。但是现在，‘共产主义’一词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前危机大片中的演员们。我们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并使它更为明晰。这种明晰也是它一直以来的特征，就好像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时说过的，共产主义用最激进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6] 当代世界的公平公正发展离不开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约束。德国《时代》周报2008年11月6日号发表了对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访谈——《破产之后》。哈贝马斯谈到，私有化的幻想已走到末路，它带来骇人听闻的社会不公：制度失灵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对最脆弱的社会群体的打击最为无情。普通大众本来就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面对金融体系可预见的功能失灵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后果，现在他们却被再次要求买单。而且这不像股票持有者那样以票面价值支付，而是以他们日常赖以生活的硬通货来支付。当《时代》周报的记者问道：为何财富分配如此不均?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使西欧资本主义失去外部约束力了吗？哈贝马斯认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苏联的解体在西方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胜利主义情绪，这种拥有世界历史的情绪产生了一种误导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经济政策学说被吹嘘成了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 三、西方国家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反思的着力点及发展趋势 1、西方国家思想界反思的着力点 尽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思想界出现了一些重视和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动向，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还有重大甚至本质的差别。 西方学者一般是从异化和人性的角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这也是西方学者近5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个基本的方面。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1979年发表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六十年代和以后在论述马克思学说的一些重要著作中，都把异化这个术语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概念。法国天主教作家让—伊夫·卡尔维兹神父的巨著《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是一部600页的书，其中把异化概念当作探讨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有机主题。”[17]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学者依然把异化和人性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把危机看作是是人性与贪婪的结果。曾历任高盛公司职员、投资银行家的日本学者神谷秀树2008年在金融危机后出版《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在这本书中他揭露了美国投资银行家家道德准则是“今天赚到的给我，明天赔掉的归你。”这本书在日本单周销售逾100000册，创造日本书业的销售神话。西方国家的学者用异化和人性来分析资本主义，表面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实际上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接受的。 西方学者一般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力量。法国的《当代马克思》2008年下半年号（第44期）刊登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思考全球替代运动》的文章。文章对心理学家玛尔塔·哈内科尔、纽约大学教授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等进行了访谈。玛尔塔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最杰出的最深刻的批判。……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留下来的理论武器能使我们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出最好的批判。”而亚历克斯则讲：“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批判。”而路透社记者德布鲁斯在2008年底指出：“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身，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18]但是，我们也可看到，大多数批评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未来问题，或者说，对于他们，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被超越、被取代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同问题。 2、西方国家思想界反思的发展趋势 2009年12月《每月评论》发表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的文章《抓住危机》。他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复兴的前景，但需要一些条件。他讲：“在我看来，根据这一前景，有必要设想一下创新性马克思主义复苏的条件。与过去相比，今天，对于理解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从未如此有益和必要。在这种精神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始于马克思而不是终止于马克思——或列宁或毛泽东——就像被上个世纪历史马克思主义所设想和实践的那样。应该归还本属于马克思的东西：早已开始的批判性思考的这一智慧——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表现。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把这一批判性思考丰富的最为卓越。它不能害怕于连接所有领域的反映表达，包括那些已经被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错误的认为是‘外来的、异质的’东西。”我们为此可以作出三个判断： 第一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有强大的群众基础。2009年4月1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哈罗德?迈耶森的《社会主义开始受美国年轻人青睐》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拉斯穆森民意调查机构上周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37％更喜欢资本主义，33％更喜欢社会主义，30％未作选择。在所有美国人中，53％更喜欢资本主义，20％更喜欢社会主义，27％未作选择。很显然，经历了这次危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了一定的清晰认识，这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第二点，在西方社会中将会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阿明强调要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性特点，要敢于和勇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在这种批判中会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推动一些学者从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肯特大学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认为，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仍然是有效的，认识到阶级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根本的分化形式是重要的。他还强调说，革命的条件是存在的，一旦时机成熟，革命运动就会爆发，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革命运动的爆发离不开共产党自身的努力。法新社在报道2008年11月20日召开的第十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时这样评论：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和市场经济获胜之后，古老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历史之风横扫一空；但如今一切都在改变，全世界共产党人在数年保持低调之后，如今又开始利用震撼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让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推崇。 第三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复兴还需要更多的主客观条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还处于社会情绪的表达，缺乏相应的阶级组织、实践形式和理论思考，不能过于乐观。因而其在思想界的回声也还是弱势的，而对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量分析仍然是为现行制度和世界秩序进行辩护，只作局部的、改良的、技术和操作层面的批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并且不断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顺利大发展并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可能借此走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低谷，欧美国家共产党和左翼重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则是可以预见的。
[1]中国新闻网，2008年9月23日。 [2]英国时事周刊《旁观者》2008年9月。 [3][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4]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下），杜月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0页。 [5]《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11—12期。 [6]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7]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译，载于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8]《欧洲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马克思< 资本论>再度畅销》，载于2008年11月21日《环球时报》。 [9]约翰·卡迪西：《马克思的回归》，童建挺译，载于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0]《科斯塔斯·拉帕维托萨斯专访》，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2008年第12期，第117页。 [11]《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12]新华社《参考资料》第52期，总28903期第21－22页，2009年3月19日，原载英《金融时报》2009年3月11日。 [13]《大西洋月刊》2009年第4月号。 [14]2009年11月13日《环球时报》。 [15]《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 [16]法国《世界报》2008年10月17日。 [17]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18]法国《当代马克思》2008年下半年号（第44期）。 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