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资本的运动规律看，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陷入了“出口—投资—要素投入—竞争加剧—压低产品价格—压低工资—国内消费不足—出口”的恶性循环。在外向型发展战略下，国内的企业本身存在着出口的冲动，这有多重原因：一是存在着政策上的导向，特别存在着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二是由于国内技术落后、地方出于增长需要在低技术领域的重复投资，客观上导致企业过度竞争，而国内产能过剩造成国内市场狭小的压力，迫使企业竞相出口。但是，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却极大地耗费了国内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在国际竞价的压力下压低了国内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能力的下降，并使企业受制于新一轮出口竞争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量的出口，中国还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其原因是多样的：一者是因为中国企业因自身技术、管理等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不足，竞争力弱，从而难以“走出去”，一者是因为国际对我国的封锁和打压；等等。由于大量外汇储备的形成，中国出于保值需要购买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及企业债券，却一方面陷于贬值的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对中国再投资的基础。大量外汇储备的存在，也使国内货币的发行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加大了控制通胀的难度。
分析国内经济失衡的性质，不能忽视国际资本的巨大影响。在目前的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的运动规律，主要遵循着“投资—享受政策优惠—占有低价资源—使用高素质劳动力—占有和控制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再投资”的路径。
跨国公司的投资冲动是一直存在的，不过在开放之初，中国对外商独资经营还抱有谨慎的态度，而是积极鼓励的是合作经营和合资经营。但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分税的体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及地方政府本身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性格局，对外商独资企业的政策也发生了松动，因此，直接造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且其中独资的增长速度相对更高。由于享受土地、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外商独资企业能够直接占有低价的资源，更有能力吸引国内高素质的人才，并通过价格优势占领市场、击败国内的竞争对手，从而使其更能够获得高额的利润，并通过再投资来实现自己的良性循环。可见，中国开放型经济下的对外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落后产能、占领国内市场来获取高额收益的过程。由于这种产业转移是淘汰落后产能的实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急剧地加大。而发达国家却利用其在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权力，利用环保方面的问题，施加以苛刻的碳排放条件，以通过这一压力获取其在汇率、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利益。
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确立新的开放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过金融领域逐步转向生产、贸易领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也使中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抉择。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深刻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并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后危机时代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确立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观，使我国正确应对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坚持“内外统筹”原则，促进均衡发展。新的开放观，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市场、资源、技术竞争态势和外贸政策环境等因素，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和内外资平等化。从内外资的平等化来看，尽管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实现了统一，但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并没有解决，各地招商引资中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惠及国内企业，对我国民族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就内外贸一体化而言，我国目前国内外贸易的不平等，表面看起来是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观念和管理等方面的障碍，但根源还是我们的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等国内因素。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关键是要扩大对内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规范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促进内外贸的实质融合和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按照“内外统筹”的要求及时转换思路，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战略性筹码，以国内市场换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换国外先进技术，以国内市场换国外资源，以国内市场换国外政策利益，使对外开放适应世界经济新一轮变革和调整的需要，使开放利益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国家长期的发展。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国家经济自主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而且有加重的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化解开放经济中资本主义的不利因素的法宝，是我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格局，一是需要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使国家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二是需要扩大公有制经济在关键领域的主导权，以增强国家对开放经济的调控能力和驾驭能力；三是要增强国家对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支持和扶持，使公有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质的提高。四是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最后，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以公有制经济为龙头和载体，协调国内部门、地区和不同企业的利益关系，在能源进口、资源出口、国际大宗产品市场价格的决定等方面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的开放利益。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战略，扭转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地提升了国内产业发展水平。然而，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但其实质还只是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真正的技术外溢并不明显。导致我国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整体上仍然较大，局部还呈现拉大的趋势。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并最终在开放中实现国家长远利益。二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战略，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不能因为一些地区或经济部门的暂时和局部的商业利益而忽略技术创新，削弱经济的自主性。需要加强本国技术研发力量和相应的政策扶持，从技术依附发展逐步转变为技术创新发展。三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战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实现“量”的扩张，也在贸易层次、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等“质”的方面不断提升，在本国内部培育创新能力，避免走单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或者与国外进行合作的老路。
（四）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更加重视国家经济安全。新的开放观，必须是建立在国家整体利益基础上的开放观。在实践中，就是要统一各地区、各部门在开放中的思想和做法，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措施，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等方面加强风险意识，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民族产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增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是要维护民族产业的利益。关键是要看民族产业能否发展壮大，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已达60多万家，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的趋势亟需得到扭转。需要调整对外经济政策，完善涉外管理和监控体制，克服外资主导的产业弊端，积极发展中方控股的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提升国家主导的产业核心技术能力，打造民族企业品牌，在开放中实现持续快速协调的自主式增长。 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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