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切实影响着百姓的生活。针对最新一轮的物价上涨，7月4日，央行营管部公布北京市2011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调查显示，居民物价满意指数有所下降，对物价上涨预期居高不下；居民收入满意度止升回落。
物价上涨导致财富缩水
CPI指数的持续攀升，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治理物价上涨，关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局。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成为今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物价上涨最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因为上涨的主要是食品价格。物价上涨直接导致国民财富缩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人们生活支出增加，不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认为，物价上涨对社会、经济、收入分配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控制物价上涨成为现如今国家宏观调控工作的中心。
对于CPI指数的持续攀升，有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增长有八九个点，而CPI上涨四五个点，中国经济仍然在发展，物价上涨仍然在百姓的可承受范围内，不必太过于恐慌。对此，卢锋认为，不管物价上涨是否在人们的可容忍范围内，既然它已经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必须着手解决。
货币是影响物价的根本因素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此轮物价上涨面临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温桂芳对两个时间段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从国内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当时的财政也没有现在好。从国际来看，2001年中国“入世”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价格互相影响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都有直接或间接影响。
在探究本轮中国物价上涨的根源时，有学者提出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影响，如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的影响，国际食品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等。但对于这些输入型通胀压力，多数专家一致认为这并不是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对中国物价上涨起主要影响作用的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至于具体内在推动因素是什么，专家认为还要从多个方面分析，如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成本的推动、热钱炒作等。
不过，卢锋也指出，不论基于何种学科，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归根结底，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货币本身。物价和货币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说，从货币入手就能找到物价上涨的深层根源。
抑制物价必须依靠宏观调控
如何有效治理、控制物价上涨？专家一致认为，必须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切实落实国务院制定的各项措施。近日，五部委联合起来积极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公路收费中违规及不合理的项目，纠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降低了运输成本，进而就对控制物价上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另外，部分农产品的补贴也需要继续执行。专家强调，粮食产品生产周期性比较大，完全靠市场调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政府和市场两手抓，才能解决好。
专家认为，具体治理物价上涨的措施要落实、贯彻到增加工资收入上来。杨宜勇说，要让工资的增长跑赢CPI的增长。一方面宏观调控要控制物价，另一方面要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保证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温桂芳则认为，人们对于物价上涨意见大主要还是因为只有物价在上涨而工资却没有上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也认为，防止价格上涨的根本措施是要发展生产，同时要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话语权，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
6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规定，未来五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除落实好国务院制定的有效措施外，还要对控制物价上涨充满信心。专家指出，要客观地面对问题，不过分夸大困境。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如今的国家实力要强得多，管理、治理物价上涨有强大的物力、财力，而普通百姓对物价上涨的认识、管理生活的能力都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FS:PAGE]
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第二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王宙）“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根本性转变，行政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体制改革怎样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落实保证和改善民生？7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们纷纷给出了答案。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马凯在致辞时表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同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做到相互联动、相互促进，“这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凯强调，当前特别要认真研究建立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体系，完善评估办法，从源头上防止影响群众利益、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决策发生。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表示，应坚决改变那种助长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政绩标准和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行政绩效重要标准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就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如何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要从以往主要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转移到如何扩大居民消费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上来。他还表示，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从过去的主要是招商引资、扩大生产和扩大投资等方面，转向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流通体制，以及发展服务业上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政府要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转移，逐步缩小各地区基础设施的差距，可以先解决省市区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进而解决地方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他还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要满足公众有序参与立法过程和政策决策过程以及基层治理工作的热情，从而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建立民生导向绩效评估体系，对政府在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形成约束力。
如何进一步落实保证和改善民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表示，政府应该通过细化民生指标调整政策倾向。他指出，“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化了民生福利的指标。应该在专项规划上做进一步的细化，可将基尼系数、城乡社会差距和劳动者社会差距的控制作为基本的指标。同时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性福利秩序、基本覆盖面也作为基本的指标。政府可以通过这些细化的民生指标更精确地调整政策倾向。
来自全国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理事及单位会员代表，特邀演讲嘉宾，全国行政管理方面专家学者，国家行政学院部分领导和教师，媒体单位的代表等300余人出席会议。
据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0年4月18日在京成立。该会是由从事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教学培训、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学术团体。成立一年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加强内部建设、出版相关刊物及改革蓝皮书、申请创办《行政改革内参》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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