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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弄清国有经济和公有制整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有人往往将资本主义国家搞国有经济的状况作为我国国有经济的参照系，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即使不搞国有企业，也不会损害资本主义一根毫毛。资本主义国家也建立一些国有企业，这并不是属于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而是出于调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需要。为了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便于实行政府调控，需要一些国有企业作为物质手段。再者，这类国有企业一般是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经营的部门。在遇到经济危机或特殊情况使某些私企濒临倒闭困难时，国家也会出手相助使其改为国企。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第一，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构成要素。它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方面支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是不够的，因为它会重视本位利益而忽视长远和全局利益。只有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第二，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更为有效地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现举一例：日本这次强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危机，使关东地区产生电荒，日本不能从全国调剂电力，因为国家不掌握电力，关西的大阪电力和关东的东京电力两大电网无法并网。而我国大电网可全国调配。
第三，国有经济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展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
第四，国有经济是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应对国际竞争和突发事件、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能够首先摆脱危机的冲击，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国有经济功不可没。
第五，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手段。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手段。”对于这一论断，经常受到某些人的非难。他们认为，私有制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党和政权的执政基础。有人咒骂国有企业，竭力反对“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断言国有企业“造成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法治的破坏、民生的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因而国有企业“不是政权的基础”。这实在是强加于国有企业的罪责。国有企业固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不是国有企业的制度性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实行科学管理的问题，并且这与上述对国企的诅咒毫不相干。例如，贪官腐败受贿，往往与私企资本相勾结有关，而非主要与国企相关。
之所以强调包括国有经济的公有制经济是党和政府执政的经济基础，正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如果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不需要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是非社会主义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本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按照三条“有利于”的标准，即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经济和私营企业，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其发展。但如果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丧失了，上层建筑会迟早随之变化。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特别告诫：“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究竟有无优越性？有人只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制来论证私有制的优越性。然而，应明确两点：首先，世界上有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而其中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1/10左右，大部分私有制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国家落后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其次，有些领先崛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通过对内掠夺人民对外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并占领殖民地起家的，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是沾有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的。
再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沙皇俄国原是一个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国家，十月革命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迅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在1901～1929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不过是4%，1955年的国民收入只为1917年的2.66倍；而苏联1957年的工业增加值与1913年相比，增加了32倍，国民收入增加了18倍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苏联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但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而苏联解体并转向私有化后，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昔日雄风不再，由远胜于中国的世界强国倒退为经济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贫穷的衰弱国家，*盲率高达8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新中国建立前的一百多年中，多种私有制经济的存在没有导致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是内忧外患，任列强宰割，民不聊生，经济社会趋于停滞与衰退。解放后，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获得解放与发展。改革开放前，尽管受到“左”的损害，公有制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但由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压迫与剥削，经济增长还是比较显著，到1978年的近30年中，新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8%，处于世界前列，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成就超过了旧中国的几百年，而这种成就是主要依靠国有经济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显著成就是由国有企业付出了巨大成本取得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与国有经济的付出相关。
四、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及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经常受到不切合实际的指责。如果国有资产增长快了，利润率大幅提高了，会指责你是“国进民退”，挤压了非公经济，甚至说你是明盈实亏；如果利润率低了，说你低效率，国有不如私有，主张“国退民进”。最近看到有人用统计数字批评国企：“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3万亿元，是10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并运用了一些数据。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论断。
对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只有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理念和要求去考虑与研究，才会得出科学的认识。只根据国有资产10年增加到5倍，就认为是“国进民退”，是一种片面的武断之词。国有资产的绝对量增加并不是靠挤压私有制经济取得的，与私人资本更快的增长相比，国有资产的相对量是降低的。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看，2004～2008年，国有资产在全国资产所占比重中下降了8.1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增加了3.3个百分点。多年来，国有工业资产在全国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从2002年的近70%，下降到2008年的43.7%。
断言国有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也是违反事实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社会责任，不是只以盈利为目的。即使如此，通过改革，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利税率还是很高的。从全国国有企业的利税指标来看，1993年的利润总额为1142亿元，上交税金为1,634.9亿元，3级及以上企业户数为190,780个；到2009年，企业户数减少为115,115个，但利润总额增加为15,702.9亿元，上交税金增为22,795.5亿元，分别为1993年的13.8倍和13.9倍，而且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上交税金远大于企业利润。再从国有工业企业来看：2002～2008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从2633亿元增加到9,063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达8,151.2亿元，同比增长17.1%，；2002年～2009年，中央企业交纳税金由2,914.8亿元上升到11,474.8亿元，增长近3倍。根据有关单位的综合统计数字分析看出，2003~2008年间，国企税费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以上。截止2009年底，已有1,561亿多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社保基金，使国企收益供全民共享。我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都有可靠的出处，而有些人士为贬损国企所运用的数字并不真实可靠。
近年来，许多学者运用多种统计资料和实证分析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远高于私营企业。如张波和张益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所发表的《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5]，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都比私营经济高，而社会效率高于私企一倍。然后得出结论说：“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国有企业无论整体上的效率还是经济效率都好于私营工业企业，而在社会效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并且是不断提高的趋势。”并指出：“只有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才可能实现高效率的观点是毫无科学依据的，也是违背实践经验的。”另外，宗寒同志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的论文《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6]，反驳了《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所发表的刘瑞明和石磊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中的有关观点和分析判断方法。刘瑞明等认为，“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构成了民营企业的拖累，从而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深入理解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以此作为进一步要求“国退民进”的根据。宗寒同志运用统计数字，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国有企业不是“双重效率低”，而是双重效率高。统计数字表明，从工业增加值率来看，从1998年到2006年，国有企业最低为2005年的32.44%，最高为2002年和2003年的35.27%；而私营企业则最低为1998年的24.44%，最高为2006年的27.86%。这就是说，国有企业2005年最低值也高于私营企业2006年的最高值；从成本费用利税率来看，2005年和2006年，国有企业分别为8.44%和7.09%，而私营企业为4.93%和5.27%；再从劳动生产率来看，2005年和2006年国企分别为117,653元和144,954元，而私企分别为54,790元和75,976元，差距很大。
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效率高低问题，国外学者也有讨论。斯蒂格利兹不赞成国企低效率论，他指出：“韩国的国有钢铁企业比好多美国的私有企业同行还有效率。”“傻瓜式的经济理论暗示，私有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提供了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好多年以前，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曾对这个逻辑谬误在何处做过解释”。[7]
总之，应坚持和完善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真正做到公有制和非公有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不应从理论和实践上依靠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不全面准确的统计数字来贬损国有经济，否定公有制为主体，为私有化张目。应真正夯实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长治久安。 [FS:PAGE]
文章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