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提出的“廉价政府”问题，以往为证明巴黎公社的廉洁和廉政，曾有一些论者将“廉价”理解为“廉洁”，并认为马克思也正是在“廉价”与廉洁、清廉具有等质含义上使用“廉价政府”这一概念的。①近年来，学界虽大多主张“廉价政府”就是费用很少的节俭政府，但也仍有论者认为“廉洁政府”是“廉价政府”的内容之一。②为了澄清事实，本文拟就马克思“廉价政府”的内涵及意义再作一些探讨。
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③ 显然，从这段话里我们很难得出“廉价”含有“廉洁”之义的结论，而只能得出“廉价”就是节俭的结论。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将“廉价”与公社的任何廉洁相提并论，而是把“廉价”与取消“不必要”的开支即节俭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廉价政府”的结论，实际是以公社将旧政府给社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常备军和官吏的废除作为根据的。因此，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廉价”与“廉洁”或“廉政”并不是同一概念。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旁证。例如，在废除常备军的问题上，马克思就从节俭的意义上明确评论说，“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④。再如，关于废除旧官吏，马克思说:“从公社委员起……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⑤这同样是在节俭的意义上评价公社的这项措施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将公社“解放劳动”的上述措施总结为“大规模的节俭”，认为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⑥。可见，他所说的“廉价政府”，本意也就是费用很少的节俭政府，而不能理解为“廉洁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廉价政府”，又是特别针对农民的状况而言的。众所周知，所谓“廉价政府”并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在此之前，有不少学者如路德、加尔文、圣西门、洛克、潘恩、斯密、李嘉图等都曾对廉价政府问题作过一些探讨。特别是亚当?斯密从节俭成本的角度更明确地提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少于或等于国家所收入的。”⑦这也是此前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曾提出的口号，目的是为了取得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但每一次它们都成了空头支票，一旦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就违背诺言，非但不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更加重了剥削。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就是如此。当时临时政府就以维持国家工场为名，对小有产者和农民征收新税，不但二月革命前的捐税一律照征，而且每一法郎税款又要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所以马克思揭露说:“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45生丁的附加税，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⑧然而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口号，公社却实现了。
就在公社尚未成立之前，巴黎的工人们就通过当时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支付。”⑨公社刚一成立，它又颁布法令废除旧政府的常备军和官吏。这些都极大地减轻了原来主要承担捐税和赔款的农民的负担。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公社对农民来说，首先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真正是一个“廉价政府”。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将公社与资产阶级政府反复对比，然后指出:“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⑩
同时，他还特别论述了诸如废除常备军对于取消农民负担的意义，提出这将“为农民免除血税，消除所有国税和国债的最茂盛的泉源”(11)。马克思还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压榨与公社对比说:“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12)由此可见，所谓“廉价政府”，对农民来说，它实际上都是与节约开支从而取消他们的负担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一个节俭政府。
马克思所说的“廉价政府”是指费用很少的节俭政府，这对于当今如何降低政府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急剧增长。根据学者研究，“1978—2008年间，行政管理支出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长到9795亿元，年平均增长19.83%;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13)。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而解决我国行政成本过高和增长过快的问题，主要做法就是要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即“深化各级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改革，降低行政成本”(14)。具体来说，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在思想上强化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二是要尽可能削减政府的规模，努力节制政府消费;三是要发挥全社会的民主监督作用，从各种渠道遏制和降低政府的不必要开支;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对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
当然，对马克思所说的“廉价政府”也应该科学分析。毫无疑问，作为公社的伟大首创，“廉价政府”是值得高度赞颂和仿效的。但对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述，我们却不能完全照搬。就拿取消常备军和官吏来说，这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完全可以做到，但在国家和阶级没有消亡之前，却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可以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存在短短72天就被反动势力扼杀，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的常备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优于任何民兵。”(15)列宁也明确指出:“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16)
另一方面，对“廉价政府”的建设也不能理解为其成本越低越好，而应当理解为发挥较高行政效率所支出的较低成本。实际上，盲目追求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都是不现实的，实践也证明是错误的。列宁领导的苏俄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根据郑异凡先生总结，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借鉴公社的经验采取的措施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取代议会制，废除警察、常备军队，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废除官吏，一切官员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公务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组织‘廉价政府’等等。”(16)
除了废除警察和常备军由于不现实而根本没有实施外，其他措施苏俄都曾努力作过尝试。尽管最初也曾取得一定成效，但很快就由于脱离实际而不得不改变，甚至取消。以薪金为例，1917年11月规定人民委员最高薪金为500卢布(相当于熟练工人的薪金)，到1918年1月即开始“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17)而规定专家除外。再从机构设置来看，苏俄1918年宪法规定仅“设立十一个人民委员部”，机构确实是够精简了，但也带来了效率低下、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劳累过度、身体多病的问题(18)，以致在列宁时期虽然要建设“廉价政府”，却也不得不逐渐扩大苏俄政府的规模。(19)
可见，“廉价政府”的建设并不是成本越低越好，而应当是既能发挥出较高行政效率又能保证其较少费用的支出。 [FS:PAGE]
作者：刘文汇
注释:
①晓泉《全国高校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理论讨论会综述》，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孟祥仲、高光春《山东省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理论讨论会》，载于《山东社联通讯》1991年第2期。
②赵学增《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③④⑤⑥⑧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4页，第65页，第42页，第66页，第45页，第46页，第65页，第67页。
⑦(15)《国富论(英汉对照典藏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第325页。
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67页。
(13)王平、刘志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的原因分析——基于1978—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于《北方经贸》2010年第10期。
(14)《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参见http:// news．sina．com．cn// c/ 2011-03-17/ 055622129864.shtml。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6页。
(17)(20)郑异凡《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3页。
(19)刘文汇《从晚年书信看列宁的工作状况》，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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