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神秘而雄奇。高原病，冷酷而凶狠。 人类的医学记录中，有这样一组数字——在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肺气肿、脑水肿等高原病发病率达15.6%以上；到海拔5000米时，则高达100%。 想在高原上生存吗？那就必须突破“生命的禁区”！ 多少年来，高原病的防治一直困扰着人类。如今，一个中国军医创造了奇迹：运用他所创造的方法，我国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到0.5%以下。 他就是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高钰琪。2008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授予高钰琪一等功勋章；2010年12月，他被总后勤部评为“科技金星”。 青春定格高原，就为挑战那生命的劲敌 “大学毕业时，我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外科医生，感到既风光又有丰厚待遇。但当我第一次看到高原病给生命带来的巨大威胁时，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了。”谈起26年前的那段心路历程，高钰琪平静地说道。 1985年随老师第一次去高原巡诊，高钰琪心里产生的，是巨大的震撼。他看到，有些年轻力壮的高原病患者白天还在抢救，晚上就只剩下一张床了。有个军人的孩子3岁了，妈妈带他上高原看望从未见面的爸爸，不料患上急性高原病，没见到爸爸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陵园里埋葬的100多名官兵，很多死于高原病。 “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守在这儿！”在喀喇昆仑山海拔5120米的哨所，官兵们坚定地对高钰琪说道。用鹅卵石摆出的“报效国家”大字，让他泪流满面，也热血沸腾。 高钰琪了解到，我国有近25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地区，高原常住人口达8000万，很多基层部队驻扎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高原必须有人建、边防不可无人守，而健康得不到保障的部队，哪里会有战斗力？ 离开高原的最后一个晚上，高钰琪睡意全无，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压在这位年轻人的心上，所见所闻让他思索起国家战略需求——这原本从未思索过的问题。 天放亮时，他的心里也亮堂了：高原医学研究是一个新兴基础性学科，终身要与恶劣的高原环境结缘，最终有可能什么成果也出不来，但既然国家有需求、军队有需求，总得有人去做！ 在特殊使命的呼唤下，年轻的高钰琪完成思想的跨越，踏上征服高原病的漫漫之旅！ 随着时代发展，高原地区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原国防地位也更加突显，高钰琪的职业选择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耦合性”越来越大。1999年金秋，当我国唯一的高原军事医学系在第三军医大学成立时，高钰琪被任命为系主任，成为我军我国高原军事医学研究的领头人。 他以二十六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在高原病研究、高原重大卫勤保障等方面刻苦攻关、创新进取。背负重任、经常在高原环境下工作，使高钰琪患上了慢性高原病，皮肤粗糙，眼袋下垂，头发稀疏，岁月把他雕刻成“平原上的高原人”…… 不是没有舒适安逸的生活向高钰琪招手，而是他没有接过“橄榄枝”。他曾在美国留学4年，当以优异成绩完成课题准备回国时，导师一再挽留，将为他提供高档住所和先进的实验室。不想，高钰琪拿出自己和高原官兵的合影，动情地说：“我的战友还在忍受高原病的折磨，他们在等着我回去。什么时候解决了高原病的问题，我的心才会安稳下来！” 心怀崇高使命永不驻足的人，必将听到“成功”的叩门声。 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2007年2月洒满春光的一天，高钰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荣誉证书——由他领衔完成的《高原病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项研究通过12余万病例观察和大量实验，系统阐明了高原肺水肿和脑水肿的发生机制，提出现场综合救治办法，以及大人群进入高原的综合防护措施。经广泛应用后，我国高原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显著降低，群体防护和现场救治能力跃居国际领先水平，我军官兵因高原病而牺牲的情况基本杜绝。 这个“一等奖”非同小可，它标志着我国高原医学研究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它只是一个“代表作”。10多年来，高钰琪带领高原军事医学系，承担了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81项，获得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国家专利9项，编写制定国家标准1部、军用标准3部，研究成果填补多项世界空白……高钰琪把中国国旗，高高地插在世界高原医学研究的顶峰上！ 在生命禁区中攻关，就不怕付出折磨生命的代价 “科学有险阻，唯有苦战能过关。” 在高钰琪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这句话都被工整地写在墙上。这是他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 高原军事医学研究是一个新兴学科，需要大量来自现场的数据和实例。高钰琪常对同事们说：“只有深入高原，到官兵中间去，才能真正感受和认识高原，才能了解掌握官兵们到底需要什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自己每年要上高原二三次，每次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三四个月，足迹遍布包括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所、条件最艰苦的天文点哨所等所有5000米以上的高原基层部队。 然而，医学研究者对高原病是没有免疫力的。有一次，高钰琪在高原上突发高血压、头痛欲裂，并伴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医生嘱咐高钰琪要卧床休息四五天，第二天下午，当在另外一个点搞科研的同事赶到医院看他时，他已经到附近军营做实验了。病床案头上，摆放着他根据自身情况做的高原病征记录：大脑的眩晕、呼吸的频率、眼睛的感受、心脏的跳动…… 高原对探访者构成威胁的，还有险恶的地势。一天，高钰琪带领课题组人员乘车从喀什向叶城赶，因路途地势险峻，汽车冲下了10多米的戈壁沟壑，幸好下方有个沙堆挡住，车上的人才无大碍。 “只要能征服高原病，即使付出生命也值得！”高钰琪记不清到底经历了多少这样的危险，但身上的职责使命一刻也没有丢，他先后53次踏上3000米以上高原，使科研工作始终与“地气”相接。 就是在系里开展实验，他也是天天“上高原”。这个“高原”，就是高原军事医学系建成的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低压氧舱。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舱内，不用半个小时，就会从平原环境直接上升到海拔5000米、气温-25℃的“珠穆朗玛峰”，与高原高寒缺氧环境完全吻合。 然而，尽管方便了科学研究，但在低压氧舱工作对人体的影响，比高原本身还大。因为高原的环境是稳定的，而低压氧舱要不断变换、制造不同的海拔高度和气候环境，造成人体内分泌紊乱和诸多功能退化，更为严重的是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尤其是在夏季，舱外是三四十度的酷热，舱内是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两个相差五六十摄氏度气温的环境中转换，铁打的汉子也有吃不消的时候。 一次，高钰琪在低压氧舱里紧张地工作了2天2夜，完成了对课题一组关键数据的求证。当他刚刚走出低压氧舱准备休息时，忽然意识到一个实验环节可能并不可靠，便掉头返回舱内命令迅速减压，准备重新进行实验。在“海拔高度”的急剧上升中，助手们看见，高钰琪迟缓地抬手摸了摸头，而后软软地瘫倒在地…… 心中装着国防和群众，高高的边疆上爱如潮水 在高原军事医学系军事医学地理教研室里，有一幅用蓝色、红色记号笔反复圈点的高原地图，笔触遍布川藏、青藏、新藏线，以及高原边防线上所有的兵站、哨所。 这是高钰琪以及他的团队，累计行程60余万公里，把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实际，为高原军民撑起“健康保护伞”的缩影。 “健康保护伞”在我国重大活动中显威。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建设于2004年全面展开，近20万大军在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从事重体力劳动，却无一人因为高原病死亡。作为青藏铁路建设的医学顾问，高钰琪倍感欣慰，在创造这一世界医学奇迹中，他们的高原病医学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健康保护伞”在巨大灾难中带来生的希望。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高钰琪临危受命，带领系里的5名专家紧急赶往灾区，并于一路颠簸中写成《玉树高原抗震救灾“四大注意”》，为广大抗震救灾人员自身防护提供了科学遵循。他们现场成功救治军地高原病、高原反应患者1324人、重症30余人；制作发放高原病防治手册及挂图10000册（份），巡诊查体5000余人，保证了救援大军无一人因高原病而死亡，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 高原官兵的健康，始终是高钰琪的最大牵挂。他带领同事们广泛开展“雪域高原行”、“高原铁汉守边关，我为战友送健康”、“驻百日高原军营、走百所高原边哨、服务百个高原基层单位”等系列为兵服务活动，宣讲高原病防治知识，进行健康检查，救治高原病患者，受到官兵热烈欢迎。 他还率领团队，围绕拉萨、三十里营房、阿里等六个点，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和边境一线，构建起“六点三线一边”的合作服务网络，形成较强的高原军事医学卫勤保障能力，为部队维护和提高战斗力做出不可代替的贡献。 对于心怀大爱的人来说，真诚的付出永远没有止境，向上的阶梯总在脚下。 头痛乏力、呼吸困难、反应迟钝……上过高原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如何克服或避免这种生理性变化？如何让人类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具有同在平原一样的活力，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在解决了急性高原病对生命威胁的难题之后，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进入高钰琪的思索空间，他把目光投向更加高远的医学山峰。 着眼实现从健康维护向健康促进的跃升，高钰琪开始向高原习服适应遗传机制研究的新领域进军，带领团队承担起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原项目、军队特需药品研制等10余个国家、军队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高钰琪的胸中燃烧着创新的激情：“希望在不久的一天，我们能够向世界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去高原，而且能够像在平原一样自由运动，只要用我们的方法和药品！” 文章来源：人民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