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杨伯江
提要：2012年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形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中日关系改善扩大了两国战略转圜空间，缓解了三角严重失衡态势，也为中国外交强化多边视野提供了新契机，为深入认知“大国”与“周边”内在逻辑关联、精准把握中美日三角及其外部平衡变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赢得多边战略博弈创造了新机遇。
中美日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无论对照广义还是狭义的“三角”定义，都可以看出，在经过21世纪头十年美国扩大国际反恐、偏离传统地区战略轨道以及小泉纯一郎下台后日本政治乱象导致的短暂休眠期后，中美日三角自2012年恢复活跃，各方的“三角运作”意识更强，政策作为更加积极，战略互动更为频繁，三角整体联动性明显趋强。
一、中美日关系发展新态势
2017年以来，中日、中美以及美日三对双边关系出现重要变化，“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推动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表现出新特征。
（一）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中日、美日关系均有显著变化
首先，中日关系逐步改善，合作步伐加快。2017年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逆转，2018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剧烈波动、严重恶化达八年之久的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矛盾激化。再次，美日围绕贸易体制、对朝政策等产生分歧，“同盟裂痕”日渐明显。特朗普指责“与日本的贸易缺乏公平”，威胁对日实施制裁。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非常规外交政策”让日本感到同盟的可靠性“空前地不确定”。
（二）双边关系变化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本质上是基于双方“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互利互惠为核心的双向多元合作需求”的内在驱动，但美国因素的持续发酵，无疑对中日相互走近产生了进一步的助力作用。
首先，日美分歧的扩大直接增加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特朗普一系列“退群”行动、“交易型”外交政策，迫使日本接受双边货物贸易谈判，直接损害了日本利益。“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是安倍内阁的第一要务，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像安倍那样为密切与特朗普的关系投入了如此多的政治资本。”然而安倍却基本上空手而归，反而在贸易问题上招致美国相当粗鲁和敌对的态度。在默默承受了许多沉重打击及个人羞辱后，安倍认识到，现任美国总统反复无常，日本需要对冲。
其次，美国因素促使中日领导人同时“对当前国际趋势产生了不安”。“特朗普政府为中日之间维持稳定但不亲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理由。”对日本来说，“近年来美中关系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范畴”，更是决定日本外部环境的首要变量。作为三角中最弱的一方，日本既不乐见中美关系顺利发展，导致自身被边缘化，又无法承受中美关系过度紧张，迫使其选边站。
中日关系的改善没能解决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即便如此，中日关系“有限的改善”也足以扩大两国战略转圜空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三角博弈态势。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对华”基本格局没有变，但在区域合作方面，中日围绕如何重构秩序、建立规则存在分歧的同时，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制上存在共识。
（三）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中美日三角进一步满足了“三方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要件
从三角结构看，恰恰是力量最弱的日本一方，其充分的战略活跃度决定了中美日三边能够形成“三角”而不是“中美+”的结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因内政因素或有中断，但日本总体上一直在为“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未雨绸缪，以综合手段有效弥补了因长期低增长而丧失的经济体量优势，保住了作为三角一方的战略地位。安倍重掌政权后、特朗普入主白宫前，日本政府即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以增强独立行为能力。
2017年以来，鉴于国际环境的巨变，上述风险看似更加迫在眉睫，日本追求战略自主、强化国际行为能力的趋向进一步显现，包括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
（四）三角的互动与竞争，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地区秩序与合作规则展开
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并在此后成功说服特朗普总统接受这一概念。2017年11月，特朗普亚太之行首次提及“印太战略”，并就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合作达成一致。不过，美国政府迟迟未就新战略做出系统性阐释与政策跟进，特朗普连续缺席东亚峰会、APEC峰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被认为对亚太地区缺乏持续兴趣，这使日本陷入“一种特别的焦虑情绪”之中。
为平衡中国影响，日本尝试部分承担起原本属于美国的角色。日本外交、安全及国际合作重点加速向亚洲回归，这一动向被美欧战略学界称为“日本版的重返亚洲”，本质是对中国崛起及美国相对衰落的对冲。
二、基于三角之变的战略思考
中美日三角恢复活跃，对具有发展优势的中国总体有利，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抓手，为在动态发展中把控“时”“势”、多边战略博弈争取相对有利结果提供了新机遇。而三角中相对较弱一方以及影响三角平衡的外部变量，应成为相关战略操作的首选切入点。
（一）强化处理中美、中日两对双边关系的“三角思维”
尽管中美日三角“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没变，但随着中日关系改善、美日分歧增加，2012—2016年间中日对抗加剧、美国对华政策负面因素上升导致的极度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尽管美日同盟“美主日从”的基本结构没变，但在政治意愿、战略意识与实际操作层面，日本的自主独立性无疑空前上升。中国对日外交也越来越带有超越双边的全局意涵。
从日方看，改善对华关系，也有借对华合作平衡日美关系、牵制特朗普对日用强的意图。较之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往往更带有紧迫性，更具有“生死攸关”的特点，但基于自身经济产业体系特殊的安全脆弱性，日本对国际贸易战有着本能的恐惧。
（二）灵活调整把控“时”“势”，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果”
日本在推进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动态相乘效果”——在推动CPTPP谈判、达成协议过程中注重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源，后续再将这些资源充分用于推动其他谈判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样，日本对中美日三角以及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政策带有明显的多重两面性，这种多重两面性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处于动态调试中。
（三）把握“大国”与“周边”的内在逻辑，处理好“三角”外部平衡变量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深刻认知“大国”与“周边”之间复杂深刻的内在关联性。中美日三角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与地区秩序的整体构建息息相关，需要放到整体对外战略系统中定位和运作，而目标应是借助上述内在关联性，使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进入良性互动、良性循环。
总之，包括中日关系在内，如果“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争取中国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对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大有助于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的便利，使其无法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统一战略”。
（摘自《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