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尹继武
话语权的增强不仅体现为外交话语，也反映在知识创新层面。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增强中国话语权，是数代中国学人的理论追求与价值目标。
概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一环。概念是理论建构的最为基础与核心的单位，也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国际关系、认识对外政策等事实的基本工具。可以说，理论创新不一定需要概念创新，但概念创新本身就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基本组成部分。
有人有疑问，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概念已非常成熟，为什么中国仍需要概念的创新呢？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提炼国际体系新的逻辑，或基于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特性，总结其体系特性，比如共生体系、天下体系等；或回应中国崛起的解释变量，即道义、领导力等；或与西方国际关系性质与假定比较。当前，中国学者已有较好的概念创新。比如，聚焦于核心问题研究，中国已经对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进行因果解释，提炼出道义现实主义等；基于差异论与比较的视角，中国学者已有研究提出体系性的关系理论；基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进行历史与理想模式的思考，等等。
新的概念从何而来呢？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创新并非“口号式”的，是因为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的出现，才需要新的概念体系对其进行命名，理解其逻辑。综合观之，新的概念的提炼，大致有五种路径。
其一，比较方法。在与古今中外的国际关系事实比较中，在确立既有概念的参考基础上提炼出相应的新概念。
其二，类比方法。借鉴相应学科成熟的行为特性概念描述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特质。
其三，逻辑方法。概念都是对特定对象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当国际关系出现新的现象时，需要对其进行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抽象概括，这种概念化的工作既适用特定的中国现象，也适用于普遍的国际现象。
其四，层次辨析。一个成熟的社会科学概念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本体层次、实体层次以及指标层次。以中国外交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等核心理念为例，这些概念更多是本体、世界观层次的创新，需要充实的是实体层次的维度，以及具体的指标体系，从而更好地与国际关系实践相结合。
其五，类型推演。概念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化理解工具，因此对概念的基本类型划分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如过程建构主义、关系本位等概念的创新都是基于类型学的合理使用。
新的概念是对新（发现）事实内涵的提炼，那么我们所依据的事实的类型，既包括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事实，也包括中国对外关系的特定事实，以及一般性和普适性国际关系事实。进而，概念创新中学科借鉴是重要的。基于国际关系研究弱理论化的特性，新概念的创新需要更多学科知识和路径的介入，因为国际关系与对外行为不可脱离人际与社会而空谈。普世论者基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逻辑和概念体系，但也借鉴相关学科的成熟概念，比如演化、领导力等。从中国经验产生知识的路径，则侧重于对中国经验的特性、规律进行提炼，或从中国文化、外交中获取成熟概念的类比与借鉴，比如关系、面子、默契、道义、天下等。
总之，新的概念及其论证，对于中国理论创新来说是重要的。传统观念要么排斥概念引入，认为概念是空洞口号，概念与事实分离等，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殊不知，若没有合适、有洞察力的（新或旧的）概念体系，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及其理解，以及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创新就缺乏最基本的工具。概念的创新是增强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的基础，其基本前提在于对国际关系事实的敏锐洞察，对于细节及其性质的精准把握，但更需要宽广学科知识确保其学术厚度，深刻的概念方法论逻辑学是确保概念提炼洞察力的保障。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5月19日举行的“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9”发言整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