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崔晓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余淼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袁东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0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发现最低工资通过要素替代和成本加成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经验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上涨对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低资本劳动比企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小于其他企业；最低工资上涨会使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下降，进而降低其出口国内附加值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推进，全球化生产分工日渐盛行，跨国公司和加工贸易兴起。2000—2009年，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左右，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生产的全球化使得传统的贸易总量指标难以确切地体现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真实贡献，一些文献提出用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来衡量各国的真实贸易情况，并发现2000—2007年中国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比逐步下降，而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比显著提升。同一时期，中国最低工资的平均水平翻了约一番。
最低工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措施，对企业的出口表现将产生明显影响。最低工资上涨将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不仅是相关文献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对于政策制定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分析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理论框架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讨论最低工资和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并发现：（1）对直接受约束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通过成本加成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影响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且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非技术劳动投入的依赖程度；（2）对间接受影响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依然能够通过改变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即通过成本加成效应，影响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由理论发现可得到如下推断：
命题1：最低工资通过影响企业的要素配置和定价决策，进而改变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命题2：与其他企业相比，那些对非技术工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受到最低工资上涨的负向影响较小。
命题3：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正相关，最低工资上涨使得在位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平均下降，进而导致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下降。
二、实证模型的说明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产品层面贸易数据，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的异质性影响。根据理论模型，回归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的国外附加值比对数，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所在县的最低工资，同时还考虑了企业层面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外资和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等，县级或市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人口数。值得说明的是，最低工资对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可由国外附加值比的回归结果推出。
本文主要采用四套数据构建回归样本。第一套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0—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数据。第二套数据是海关总署统计的2000—2007年进出口企业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第三套数据为CEIC数据库，它提供了地级市层面的经济指标。第四套数据为作者手动收集的县级层面最低工资数据。最终回归样本约包含19.5万个观测值，57.2%为一般贸易企业，11.7%为纯加工贸易企业，31.1%为混合贸易企业。2000—2007年间，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平均值为0.80。其中纯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平均为0.50，而混合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的平均值分别为0.69、0.92。基于会计方法计算的成本加成率对数均值为0.20，意味着样本企业出口价格平均高出边际成本约34%。样本期间，中国县级层面的最低工资均值增长了近一倍，从2000年的370元/月迅速增长到2007年的702元/月。
三、关键变量的构造
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参考Kee和Tang（2016）的方法度量，并考虑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种不同贸易模式的影响。受国家政策限制，加工贸易生产的产品仅能出口而不能内销，故其出口额和总产值应该相等。而一般贸易进口的产品既能用于出口，也可能用于内销，故参考Kee和Tang（2016）、张杰等（2013）以及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的研究，在估计出口使用的进口投入品总额时，均采用出口与总产出的比值对进口总额进行折减。混合贸易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则按照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重进行加权。此外，核算时还对进口资本品价值和出口使用的国内中间品中所包含的国外附加值部分进行调整。
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则参考盛丹和王永进（2012）与赵瑞丽等（2018）的研究采用会计方法计算，等于工业增加值扣除应付工资总额后与工业增加值和中间投入价值总和之比。此外，文章还采用生产函数方法（De Loecker和Warzynsik，2012；Ackerberg等，2015）估计的成本加成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的分析
（一）总体影响
在控制了时间、企业层面固定效应、企业层面特征变量以及市级层面经济变量的影响后，平均而言最低工资上涨将导致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显著降低。如果最低工资翻一番，则企业出口的国外附加值平均提高8.9%，对应国内附加值比约降低2.3%。
（二）要素替代效应
本文依次通过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来识别企业对非技术工人的依赖程度，并发现：当最低工资上涨时，加工贸易企业、低劳动生产率企业和低资本劳动比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受到的负面影响小于其他企业。特别地，经统计检验，最低工资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出口国外附加值比的总体影响甚至平均为负。
（三）成本加成效应
本文基于会计方法估计的成本加成率验证命题3。首先，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则其出口的国外附加值比重越低、国内附加值比则越高。其次，最低工资上涨使得出口企业定价高于边际成本的比率下降，但其对纯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组和高生产率组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小于其他企业。
本文还考虑了进口资本品折旧、贸易中介商和间接进口问题，对回归可能存在的最低工资标准有效性、遗漏变量、关键变量的测量误差等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此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同省份（或直辖市）除F县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最低工资的平均值作为F县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
五、结论
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国内的工资水平也逐步提升，作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管制措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断上涨。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发现最低工资上涨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本文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最低工资变动影响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的逻辑链条，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加入WTO以来中国一般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下降，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上升的独特现象，同时也为政府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的经济影响时提供了参考依据。
（摘自《世界经济》2018年第12期《最低工资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