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 熊浩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方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
长大后，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形容那些堪称人格典范的精神导师。
可是，“导师”这个词，现在多少恐怕变味了吧。什么人都敢自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总觉得，这世上除了教人成功、教人发财，还应该有另外一种真正的导师，他以他的生命质量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以他的生命光亮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璀璨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升起，我们拿着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在那个小小的校园的白墙上，写着一句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学。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那个时候陶行知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决意要改变积弱积贫的祖国的教育面貌。当时，陶行知先生目之所及，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2亿文盲，有7000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却把目光牢牢盯在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先生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如果农村没有改观，那么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要知道，陶行知先生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400大洋，那时若在北京要想买一套四合院，也不过花费他3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普通村落。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生发了一个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100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先生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得自己干。”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要培养那些真正的人民教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每一天，陶行知先生都行走在乡里，行走在街头巷尾，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识字。
先生说过：“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还说过，“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他努力着，他的梦想的芽终于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有陶行知先生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奔波。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的人们一路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旁边则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我们回头再看今天的社会，“导师”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功利。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导师称为老板，把师生之谊看成是一种雇主与雇员的经济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要从先生那里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摘自《我是演说家》中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