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作者：阮炜（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同属“四大文明”，可为何中国文明能绵延至今，而埃及文明早在公元纪年前就衰亡了？
从地理方面看，埃及为一道道天然屏障所环绕，西临沙漠，北滨地中海，南边是崇山峻岭，东边则为红海所藩屏。这种地理条件使埃及在长时期内不易受到外敌攻击，但也使它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部世界开始轰轰烈烈的文明间互动以前，埃及与其他上古文明如苏美尔、巴比伦、赫梯和克里特之间虽然有不少交往，但相对而言，却缺乏更深层次的互动。甚至连马都是入侵的喜克索斯人引入埃及的。这种安逸的环境很容易滋生一种保守的心态。
在西亚地中海所有古代民族中，埃及人内河航运技术虽较为发达，却并未能发展出值得注意的航海技术。这既是其保守心态的结果，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艺术方面，第一和第二王朝时期即已形成的一套表现人像的程式也同象形文字一样，被之后历朝视为圭臬，历经三千年竟保持不变。
当然，封闭的地缘环境也使埃及能够在长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发展，达到圆熟的境地。在艺术上，创造性高峰发生在新王国阿蒙霍特普三世当政时期，即公元前1400年左右。在宗教上，埃及文明的光辉顶点当为埃赫那吞宗教改革。这时，埃及人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唯一神论思想，并进行了相应的教义和教仪改革。尽管以今人的眼光看，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唯一神论，但后来“希伯来文明”更为纯粹的唯一神论从初创到成熟毕竟演进发展了七八百年的时间。不过自此以后，埃及文明再也没能表现出真正的活力，再也没能出现值得大书特书的新动向，直至最终消亡在席卷整个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汹涌澎湃的文明碰撞和冲突中。尽管如此，埃及仍经历了任何古文明通常应当经历的一个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全过程，而其他很多文明，如克里特、迈锡尼、赫梯、秘鲁和阿兹特克文明，却在与异质文明的相遇和碰撞中过早结束了这一过程。
反观古代中国，不难发现除了疆域比埃及大得多，在其他方面与它却十分相似。比如气候都适合大规模农耕，都为群山、沙漠戈壁和海洋所包围，都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循环更替，都有绵延两三千年的文明史。可古代中国虽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代中期东南沿海更有倭寇骚扰，但总体说一直是既有机会也有意愿吸收外来文化的。
在古代西亚、印度和中国，几个重要的文明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这些文明之间也一直有互动，这就使各文明的主要农作物基本相同，金属和马匹也几乎同时使用。从古代中国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明的演进虽与地中海、西亚和印度大体隔离，但与这几个区域却并非没有联系，否则就谈不上中国通过佛教对印度甚至希腊文化要素的吸纳。
事实上，古代中国从中亚引进了古希腊的绘画和雕塑技法、阿拉伯数学及天文学。“西域”杂技、舞蹈和音乐（从“胡舞”“胡琴”“唢呐”等即可见一斑），以及胡萝卜、苜蓿和葡萄等重要的农作物也进入了中原王朝。在科技方面，中国也引入了北非和西亚的玻璃制造方法，并经由波斯和印度引入了域外的医学知识。不用说，这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在部分引进域外文化的同时，中国文明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同一性。在宗教上，除了与本土文化因素有较强亲和性的佛教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其他宗教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中国文明对上述宗教表现出了很强的同化力。除佛教与中国文化最后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外，曾经在中国有过传播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等要么被吸收，要么改头换面以中国化的形式出现。相比之下，埃及文明虽然颇受其他古代民族钦羡，却并没有表现出同样强大的同化力。
中华文明何以拥有这种同化力？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古代中国很早便形成了巨大的疆域和人口规模。这里，疆域-人口规模不能分开来看。疆域-人口规模的重要性体现在一个文明建立稳定政权及影响力所及的地域上，也表现在其疆域的集中（而并非像罗马帝国那样分散在地中海-北非-西亚的广大沿海地区）程度与认同该文明的人口数量。在这方面，中国文明在秦始皇时代就有了很高的起点。就人口数量和集中程度而言，它在文明史上大部时间的发展程度都明显高于其他文明。不仅如此，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在较早历史时期，认同于中国文化的巨量人口就建立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回头看埃及，不难发现，它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相对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有不少人口，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规模。
不仅如此，埃及还将大量资源浪费于种种非生产性活动上，而非用于扩大其经济-人口规模。例如，基于一种虚妄的来世观念，一代又一代埃及人不仅修造了金字塔一类的巨大建筑、制作了大量昂贵的木乃伊，还维系了一个庞大的寄生性的祭司阶层。中王国以降，埃及更是将大量资源用于对西亚和尼罗河上游的穷兵黩武，这不啻在骆驼的脊梁上添了最后一根草。正在此时，西亚地中海地区一些富于生机的文明已在埃及门前叫阵了。此时的埃及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完全丧失了应战的能力，只能任凭后发文明摆布，最终将其吞噬。公元前一千纪以降，外族入侵埃及的速度和频率均明显超过先前，而此时的埃及已毫无招架之力。文明的中兴既然无从谈起，埃及的最终命运便可想而知。
古代中国与埃及的一个根本的不同还在于：中国文明虽然像埃及文明那样，在公元前8-6世纪的“轴心时代”之前早已诞生，却基于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和自然条件，深度参与了轴心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创造活动，也分享了这些活动的精神成果。事实上，中国与希腊罗马、西亚、印度同为四大轴心期文明创生区之一，而埃及文明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是一个非轴心期文明。中国不仅参与了轴心期的文化创造，在巩固、加强和扩大其文化成果的后轴心时代也成绩斐然。这不仅表现在疆域的不断扩大、共同体内部政治整合和文化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上，也表现在对其他文明区如印度、中亚和地中海世界的轴心期文化成果的吸收利用上。比之中国，埃及既未能参与轴心期激动人心的文化创造，也没能在葆有其文化主体性、同一性的前提下，藉地缘之便充分吸收利用爱琴海和西亚地区轴心时代的新文化成果，藉以实现文明复兴，而是在一波又一波新文化浪潮中被完全淹没。
7世纪中叶以后，埃及文明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没有埃及文明，就谈不上希腊罗马文明，而古希腊罗马文明又是欧洲文明的前身。人类文明从埃及文明中受益匪浅，这是没有疑问的。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4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