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不仅成为食器，更成为一种身份、政治待遇的象征。除此之外，鼎也是旌功纪绩的礼器。在重大庆典、战争胜利和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其盛。
鼎是华夏民族先民最初的炊具，用来烹煮食物。最初是用黏土烧成的陶器。相较于此前直接在火上烧烤，烹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鼎在先民生活中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进步和阶级的分化，贵族阶级逐渐有能力讲究，不仅讲究食，同时讲究食器。于是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鼎。
吃饭对于百姓是天大的事，所谓民以食为天，谁掌控了他们的饭碗，也就主宰了他们的命运。于是，禹就用九州——全国各地所贡的“金”，铸成了九个大鼎。置于荆山之下。象征着掌握了天下万民的饭碗。自禹铸九鼎，鼎就从一个食用炊具，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汤灭夏，周灭商，都将九鼎迁于自己的都城，完成“革故鼎新”。到了春秋时期，楚庄王到了都城洛阳，遂向朝廷打听九鼎的形制、轻重。意即窥伺周天子的政权，欲取而代之（《左传·宣公三年》），这也是“问鼎”一词的由来。
尽管升格为政权的象征，其实在夏商周三代，鼎作为炊具、食具的功能依然存在。作为炊具的功能逐渐弱化。作为礼器的功能逐步上升。之所以作为炊具的功能弱化，是因为铜鼎足大底厚，烈火烧时受热不均，容易使鼎足中的锡熔化流出来，造成鼎足损坏甚至折断；这是不祥之兆，故在宴享、祭祀中应极力避免。因此鼎慢慢退出炊具功能而成为盛食器——肉食、羹类都先用镬煮熟，然后再行升入鼎中，由“膳夫”、“宰夫”，调和五味。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样描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按照礼制，各级别的王公贵族，宴饮时能享用的鼎数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天子还可以有三个陪鼎。至此，鼎不仅成为食器，更成为一种身份、政治待遇的象征。除此之外，鼎也是旌功纪绩的礼器。在重大庆典、战争胜利和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其盛。这种礼俗，一直传承至今，西藏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中央政府赠以“民族团结宝鼎”；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赠送其世纪宝鼎，均是这种礼俗之薪传。
随着“鼎”的身份日渐尊贵 ，鼎的制作也越来越精良；一方面用当时显得十分贵重的青铜（当时叫“金”）来铸造，另一方面，其纹饰的繁复精彩，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充分体现其作为礼器的大气厚重。
值得一说的还有鼎上传统纹饰——饕餮纹。
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怪兽。根据史记记载：“缙云氏（黄帝时的夏官）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总之就是一个贪吃、暴喝，不知厌足的家伙。形象十分狰狞，周人将其铸在鼎上，明显是有一种教化意义在其中：告诫王孙帝子，不要贪食过甚。这一点，《吕氏春秋·先识》有明确论述：
“周鼎著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饮食是人的基本欲望，贪于饮食，也是人性的基本弱点。人很容易被自身欲望奴役，很容易从放纵自己的生理欲望，走向全面的放纵，这种放纵，叫贪婪，其甚者谓之贪得无厌，饕餮者，在这里就是贪得无厌的象征。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告诫子民，要从节制自己的饮食欲望做起。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夏，商，其亡国之君，都是从贪于饮食，一发而败徳失政，最著名的莫过于夏桀和商纣的“酒池”、“肉林”。殷鉴不远，必须警惕。所以将饕餮铸之于鼎，教化子民后代。
夏商周三代以后，鼎作为食器渐渐退出生活舞台。但作为礼器、祭器，仍然在历史上代有传承；而饕餮纹作为相对固化的图案，一直与鼎如影相随。特别是其强调的道德规范——戒贪，一直作为中华民族一种文化传承。钟鸣鼎食之家，成为后来对贵族诗礼之家的形象概括。而饕餮，作为与鼎随行的一个符号，也成为后世戒贪的一个形象符号。（当然，后世吃货们如苏东坡也有自诩为老饕者，那是一种无道德意义的自嘲和调侃。）
在山东曲阜衍圣公庙，就有一个饕餮形象，画在衍圣公府内宅出前门照壁之上，极为醒目地提醒着孔府家人：戒贪。孔府标榜的“安富尊荣公府第，文章道德圣人家”，戒贪，应该是安富尊荣的首屈一指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当然，不管如何提醒和告诫，饮食的放纵，和人性的贪婪，总在太阳下反复上演着，从随处可见的狂吃烂喝，纸醉金迷，到随时可见的袒护，触目惊心的贪贿聚敛，无不证实着饕餮的不死，和灵魂被欲望奴役着的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