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具有现实意义，突出体现在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在方法论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学习的范例。
经济学说史考察
是《资本论》创作的前提基础
《资本论》创作与经济学说史研究紧密相连，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创作历程看，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贯穿始终，是《资本论》创作的前提基础。《资本论》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一是1850—1853年撰写的《伦敦笔记》。此时，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1850年，马克思几乎整天待在大英博物馆，重新阅读斯密、李嘉图著作的原文，以及穆勒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共写下24本摘录笔记。其中论及了多方面内容，着重研究货币理论，批判“货币数量论”；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考察经济危机理论，肯定斯密的有关思想，批判麦克库洛赫、蒲鲁东等人的思想。这些都为《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必要准备。二是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撰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这是《资本论》的最初手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如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制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即六册结构等。在此期间，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学派与庸俗学派。三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作为《资本论》创作的第二个稿本，马克思共写下23本、1742页的笔记，其主体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由该手稿的第6—15册、18册、20—23册的部分内容构成，属于政治经济学说史。马克思本计划将这方面的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一般》一章的附录，但在考察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和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时，中断了理论研究，转而对剩余价值理论史展开详细分析，以便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划清界限。《资本论》的创作也由此出现转折。1862年，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发表自己的著作，计划写出四册，其中第四册为理论史。后来又继续写作手稿，并于1867年9月出版德文版第一卷。
第二，从创作成果看，经济学说史评判构成《资本论》的重要特色和基本内容。《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学说史研究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资本论》第一卷引用著作约260部（篇），大部分为经济学论著；涉及人物近600名，遍及各派经济学家和知名专家，还包括一位中国清朝主管经济事务、有货币著作的官员王茂荫。《资本论》中有多处对以往经济学说的明确评判，与所要阐述理论交织在一起，互为补充。如在“商品和货币”篇的附录中，有针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部分，专设“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一节予以批判，堪称重视学说史考察的代表，也体现了马克思理论思考的科学态度。
第三，从创作方法看，经济学说史研究突出重点、夯实基础。马克思对经济学说史的系统研究，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核心和始点，没有追求写出专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史著作。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史又是围绕其起源和实质两大难题进行的，即针对如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矛盾、解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的矛盾，搭建理论史框架，《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个分册以此编排观点并予以评论。这体现了马克思围绕重点开展研究，突出重要理论创新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宁肯放下自己原有的理论研究计划，集中时间专门撰写学说史部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补充内容，既突出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又陆续增加了对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史等的探讨，从而保证创新的理论大厦奠基在坚固的基础之上。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进入新阶段
《资本论》创作与学说史的紧密关系反映了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系统的学说史，既是学科成长的需要，又是学科成熟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离不开对其学说史的深入研究。
一是高度重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迄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产生形成”与“稳步发展”两个阶段。产生形成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形成了研究高潮。这一时期，国内出版了多部直接命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也有一些著作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或理论史”。这些著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开辟了新研究领域，顺应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潮流，但这一时期还处于起步期，整体研究较为松散。稳步发展阶段大体为21世纪初的十余年。这一时期，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等命名的不同类型的大部头著作，围绕各自角度构筑了研究体系，内容更为丰富，涵盖更多新理论。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经济思想史重点学科建设的内容或重要课题，提升了研究层次。
但从现状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需要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到位，依然带有学科建设和课题研究的“小众”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进入新阶段之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也要步入新阶段。（1）就基本定位，要做到由忽略转为重视，编写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著作和教科书。（2）就学科名称，要做到由回避转为明确，专门编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3）就研究力量，要做到由小众转为大众，扩大研究队伍、搭建更多平台。
二是注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学说史特色。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方面看，需要学习《资本论》中注重对前人学说继承与批判的方法，将此传承到代表性成果之中，以更好回应现实对理论的需要，展示理论自信。
三是研究目标要聚焦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这构成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历史使命与核心任务，因此，也可以将之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
首先，准确把握研究对象和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成果应当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不是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发展史；不是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较专业或具体问题研究的发展史；也不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思想史。同时要把握好中国特色，处理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发展史与反映中国国情的重大经济理论发展史之间的关系、自身学科建设与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关系，并注重突出后者。
其次，注意做到突出重点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现阶段，系统全面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尚有很多难题，可以学习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思路，突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主线，从重点问题、重要人物的思想入手，开展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研究，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著述，以服务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同时注重打好基础。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结构主线、话语体系尚因研究对象在实践探索中而仍在继续研讨，可以借鉴马克思撰写《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既突出重点，又从基础工作做起。以今天的视角和高度，从多方面加强收集整理资料，基于新发展需要，总结经济思想发展经验，建立高质量数据库。学术研究节奏也要“稳中求进”。这既是客观条件所限，也是学说史学科提升质量的内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