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历史现场会产生不同的批判
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认识与历史学科的建立关系很大，实际上是近代的产物，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颇有不同。今天的历史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强调新方法和工具的运用，认为由此展开研究，就能得到新知，从而推动历史学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又渐渐转化为公众视野中的历史知识。
这样一条产生历史知识的线索当然很完整，但也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历史越来越成为一个“客观”的对象，仿佛与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内在的关联。事实上，历史并不完全是客观性的，而跟我们的主观认同也密切相关。同样一个历史事象，如果站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使用不同的文字去表达，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具体到中国历史，这个矛盾可能更加突出一些。因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历史扮演着更加紧要的角色。
孔子在《论语》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把周代当作一种文明的类型，来对现实进行反观和批判。在这里，历史就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唐代诗人杜甫在《蜀相》一诗中赞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把历史人物当作了一种道德的典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写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在历史变迁之中看到了美感。
由此可见，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历史并不仅是客观认知的对象，而且是超越感、道德感以及美感的重要来源。历史充满了意义和价值。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历史事实的所谓确定性，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位置。即便如《史记》这样的经典作品，其中的历史叙述也不乏饱满的文学激情。
“为己之学”延续文脉意在恢复人们的良善本性
具体再来看宋明时期，理学正是接近这段历史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学一词，西方汉学界的翻译是新儒学。所谓“新”，是针对孔子已降以及两汉的旧儒学而言的。新旧之间，则是长达数百年的儒学衰落期，此时风靡的是自印度入华的佛教。正如宋儒朱熹所言，“有国家者虽隆重儒学”，但“道之要妙无越于释老之中”。在朱熹看来，虽然不能够说当时的国家不重视儒学，但在那些高妙的义理方面，儒学是没有办法与佛教竞争的。
大约从中唐的韩愈开始，不断有学者致力于重新阐明儒学的义理，使之能够包容并超越佛教。宋代理学的形成，正是这一文化脉络的自然延伸。从宋初的周敦颐起，两宋理学人物涌现，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宋史》中记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意思大致是：自从入科举中进士之后，朱熹任地方官只有九年、任京官只有四十天，其余的时间都在讲学、著述，因此是一位比较纯粹的学者。
理解朱熹的思想，比较困难的不是理学体系本身，而是他把“理”（一种包含了至善特性的抽象原则）置于宇宙本源地位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近代物理学早已指明，宇宙的运行遵循机械论的物理规则，不可能跟人的情感、社会的原则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朱熹认为，这种“天”和“人”之间的互通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才会说：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人的纯良心性，正是来源于至善的宇宙秩序。不过，朱熹同时也承认，不同人的禀赋是各有差异的，“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有些人资质极佳，“无一毫昏浊”，因此“不学而能”，即不用学习就能达到“清明纯粹”的境界。但更多的人则是“资禀既偏，又有所蔽”，因此需要“痛加工夫”，百倍用功且“进而不已”，才能最终有所成就。
朱熹还对这个下功夫的过程作了形象的比喻：“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在解释这首诗，通常是把“源头活水”理解为喻指学习，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渠”字，人们往往有错解的地方。这里的“渠”并不是“水渠”，而是作为代词指称“方塘”。朱熹的本意是用“方塘”来比喻人的内心。方塘看上去清澈透明，是因为有“源头活水”，就像人的内心，若要保持清明，则必须不断对其下功夫。
理学的本意是发展出一套无所不包的抽象体系，从宇宙论到心性论，以便在各个方面展开与佛教的文化竞争。但最终的结果是，它落实在了儒者的“格物致知”实践之中，成为一套极为注重学习和教育的思想。朱熹最负盛名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其首篇《大学章句》的序言中就指出，设立学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性”，恢复人们被遮蔽了的良善本性。由此，这样的学习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手段。
搭乘“科举之舟”成为家读户诵的准则
或许正因为理学如此重视教育，因此在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理学先与科举制度有了深入的结合。在南宋理宗年间，“四书”被立于学宫，获得了官方教科书的地位。元代仁宗年间，科举恢复，朱熹的集注成了标准科举用书，且直至清末，沿袭不改。而搭乘“科举之舟”的理学，由此成为家读户诵的文化准则。
如同理学一样，虽然科举的作用一直饱受争议，但就促进社会流动性而言，其功效已为社会史研究所证实。明代是科举全面推行的时代，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对明代进士做过比较周详的研究。他从明代90次科举中选取了17次进行统计，涉及25000多名进士中的4700多人。按照家庭有无功名的标准，将这些进士分为四类，结果发现：这些进士大约50%来自于“白丁”家庭，即三代之内没有人获得过任何功名；而三品及以上高官家庭出身的子弟，在进士中的比例平均不过5%。显然，这个科举系统一定程度上有着“锄强扶弱”的功能，对社会阶层的流动是有利的。
正是这些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在入仕之后，常常会发展出强烈的正义感。海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相关的事例也不罕见。《明史》中记载，正德元年，宦官刘瑾弄权，蒋钦身为南京御史而“切谏”，结果“逮下诏狱，廷杖为民”。但在随后的一旬之内，蒋钦又两次“具疏”，最终竟被杖而亡。在最后一次撰写奏疏时，虽然“灯下微闻鬼声”，仿佛有先人暗中劝阻，但蒋钦依然表示“此稿不可易”，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其中不难看到理学的影响。
理学社会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明显促成了基层宗族社会的发展。《家礼》是朱熹的著作之一，所论主要是士大夫的居家礼仪，涉及冠婚丧祭等日常活动。其中，尤为强调宗祠的重要性，“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此外，记录宗族活动的“谱牒”，也被认为不可或缺。
这些产生于南宋的理念和规划，到了元明时代都逐步有了落实。现存最早的谱牒于元代形成，《汪氏渊源录》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种。到了明代中后期，则出现了宗祠遍东南的局面。宗族固然是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但对理学家来讲，其意义并不完全是对地方社会的整顿和治理，还隐含着用自治的方式限制皇权的意图。
理学社会化并不仅是纵向的涓滴渗透，还表现为横向的融合。元代之前，云南地区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乃至地方政权。我们去参观大理剑川县的石宝山石窟群，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一点。石窟造像基本上是佛教的概念，北方多有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但南方其实并不多见。大理的石宝山石窟兴建于9至12世纪，绵延三百年，恰好印证了当地深受佛教影响的地方文化传统。
不过，进入明代之后，石窟内的造像逐渐为碑刻和题诗取代。其中，知名的《万古胜境》诗碑即出自当地士大夫李元阳之手。他是嘉靖五年的翰林庶吉士，也是云南最早的地方志编纂人，更是理学著作《心性图说》的作者。正是这些士大夫用另一种标准重新塑造了石宝山石窟。
最后，还是回到历史意识本身。我们今天谈论历史，固然应当关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象，探究事象背后各种支配性的利益原则，但也应该关注历史情境中人们对于自身状况的理解，以及对于意义的追寻。这样，即便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会削弱“以史为鉴”的功效，但历史本身所包含的美感，还是始终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