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初皇帝务实求实，作为治国之具的法律自然进入皇帝的视野，他们非常重视运用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统治者提倡明习法律，不仅对参加科举的士人有所影响，即使对以论道著称的理学家，也同样有着现实的影响。
主张读书读律的苏轼，在他应科举策论而撰成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表达了年轻时代的苏轼对于如何用刑的一系列观点。如他认为刑法之所以产生，是对“罪戾”的惩罚，目的不仅在于惩恶，也在于劝善，以使吾民不要“入于其中（罪戾）”。所以，他主张“罪疑者从轻”，“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就是使其产生知耻之心，而远离犯罪。
苏轼在《策别一》中借古喻今，抨击了刑不上大夫及于今世的消极影响，强调大夫庶民违法犯罪皆当一体同科、罚当其罪。他提出用法当使人心服，否则遗患无穷，他说：“用法而不服其心，虽刀锯斧钺，犹将有所不避，而况于木索、笞棰哉！”他以严峻的文字抨击当时朝廷高官有罪不罚的弊政：“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天下惟其无罪也，是以罚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则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此何为者也？圣人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故曰：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
王安石作为一位锐意改革的思想家，他在文中充分论证了国家立法的重要性，以及法与吏的关系。他将国家比喻为“大器”，为了治理国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他以五代时期晋、梁、唐三帝不重法制、不任贤才，遭致“灾稔祸变”为例，建议皇帝“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王安石虽然主张治天下以法，但他明确区分善法与恶法之别，强调只有行善法才能发挥以法治国的作用。他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汉唐以来，法制与盛世的关系不断证明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但此法必须是善法，否则恶法肆虐，则国将危矣。
王安石重法，但不拘泥于法，他主张法律是可变的，“祖宗之法，不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为了发挥善法的治世功能，他更重视贤吏执法，在《上时政书》中提出了“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持法制的状态。他还在《翰林学士除三司使》中提出“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的观点。
治法与治吏结合并重，汉唐以来论者多矣。如唐白居易所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王安石从变法改革的实践中，更切身感觉到良吏的重要性。而王安石变法最终的失败，虽有各种原因，但吏不良未尝不是原因之一。
宋朝著名清官包拯既阐述了发挥法律治世功能的论点，也强调贤吏执法的重要性。他在《论取士》中提出“治乱之原，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他还在《晏殊罢相后（上）》中提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无旷矣。”他在《请选用提转长吏官》中，不仅再次论证了选官的重要，而且以刚正无私的原则立场揭露了一些不称职的地方官，表现了“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性格。他说：“窃见近日除授转运使，但理资序，不甚选择，如江西路刘纬、利州路李熙辅，皆知识庸昧，众所共知；其提点刑狱，亦未甚得人，若广西潘师旦、江东令狐挺、京西张士安、河东席平，皆素非干敏之才，又无廉洁之誉，猥当是选，宜乎不任其职。虽近例并委两制奏举，然所举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进焉，乃是诃其细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后应除转运使，先望实而后资考，则所得精矣。凡举提刑，若保荐之人不协公议，即乞责其谬举。别委他官。如此，则可绝徇私之请矣。”
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反对变法。但是，司马光从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中也体验到“任官”、“信赏”、“必罚”三者为“致治之道”。他在主张重礼的同时，也建议礼法结合并用，他说：“礼与刑，先王所以治群臣、万民，不可斯须偏废也。”他特别强调司法官必须了解“法意”才能准确断刑，他说：“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此论发前人之未发。由汉迄宋，注释律学的出发点，归根结底就在于剖解法意，以便于司法官准确断案。
宋朝是理学盛行的时代，故又称宋学，代表人物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即儒家所说的三纲，朱熹将其推崇至“天理”的高度，深受统治者的肯定和宣扬。至清朝康熙时，将朱熹列于孔子十哲之次，说明天理人欲之说对于专制国家统治所起的政治功用。值得说明的是，理学家并非终日论道，无视法律之学，朱熹就曾发表了《尧典象刑说》《论治道》，表达了他的法观点。“象以典刑”出自《尚书·舜典》，历代解释者颇多，《唐律疏议》解释说：“（象刑）画象以愧其心。”朱熹的解释仿此，他认为赏与刑都发自圣人之心，他说：“圣人之于天下，其所以为庆赏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故其赏也，必察其言，审其功，而后加以车服之赐；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画象而示民，使民畏刑。”又说：“上古惟有肉刑，舜之为赎、为扑，乃不忍民之斩戮，而始为轻刑者。”朱熹对于九刑（墨、劓、剕、宫、大辟、鞭、扑、流、赎）的诠释，对后世律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总之，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故而在其诗文中追求性灵闲适的成分少，经世致用的成分多，正所谓“诗以道志”，“文以载道”。而法作为“治世之具”，是企图“得君行道”并关心民瘼的士大夫不可回避的话题，是以其诗文中每每出现关于法的讨论和评判，其中又有不少言论直指现实，切中时弊，发出耀眼的思想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