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就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 “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这里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谈话时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非常明显，邓小平心目中的中国模式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针对性的。
1986年9月29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168页，台海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讲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这里邓小平提醒我们注意，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即使形成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还必须与时俱进。
“道路”与“模式”在词义上相通
1992年１月至２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期间，他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里邓小平以清晰的语言告知我们，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全方位改革开放”及其章程。只要人们平心静气地看问题，其实不难发现“道路”与“模式”在词义上是相通的，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别人看来就是模式，在具体体制和制度的意义上它们具有相近的语义内容的。具体说来，道路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具体目标的具体手段方法和具体制度即社会主义体制的选择。综上所述，虽然道路与模式的实质内涵具有同一性，但“模式”一词更具有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与前瞻性的涵义，这也正是邓小平所讲的“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章程”的具体涵义。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过分强调离开普遍价值的传统特色，固守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模式”的一些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不健康的因素，有的甚至把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手段也当作优点加以肯定。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再三强调，中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对中国认识的进步。遗憾的是，有些中国学者离开独立、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奢谈政治文明体制的“古已有之”，甚至把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手段也当作现代文明的特征加以肯定。殊不知没有独立平等的“民族国家”就只剩下落后被打和被“开除球籍”的命运，离开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什么“现代文明国家”的崛起。不难想见，中国模式研究不能离开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精神，不能离开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原则，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自我完善的改革精神。离开这些基本思想元素，就是背叛革命历史、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