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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写了《永不失望》一书，不失望的理由是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生命力极强的“人民观”。清末该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有人曾努力于向西方学君主立宪，结果，中国人抛弃了帝制。而英国王室却存在至今。为什么？不能忽略中国文化里“人民观”的选择力量。古人推崇“知书达礼”，那“书”指《尚书》，“礼”指《礼记》。《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其中就有人民观了。
《尚书》首篇为《尧典》，文中对尧帝的颂扬是同百姓紧密相连的。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说，尧能发扬才智美德，使九族亲密和睦，还能公平地善待百姓人家。“百姓昭明”的“昭”字，本义是昏暗中出现一抹亮光，即晨曦。它从“日”从“召”的结构，即召唤日光，引导光明之意。“黎民”二字在《尧典》里就出现了。“黎”从“黍”，黍是远古先民驯化出的一穗聚有很多颗粒的小黄米。黎民指众多人民。“黎民于变时雍”是说众多人民也随着变得友好和睦了。你看《尧典》里，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已讲得智慧而生动。
尧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皋陶，他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帝王。皋陶讲执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这九德每字凝聚的意蕴，千古耐人寻思。我以为通观九德，均包含着一个对待人民的态度。九德约略说：宽容而又严肃谨慎，温和并有主见，真诚坦率而又恭谦，有才华并恪尽职守，兼听而又果断坚毅，正直而又随和，简朴而廉明，刚正而踏实，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这九德彰显于日常行政，就有吉祥啊！
在中国的大臣中，皋陶是第一个有姓名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他讲的修身律己，教导亲属，知人善任，都是为了安民。他讲执政所需要的德才，乃至讲司法要有珍惜生命的道德，都是为了“洽于民心”。民心是衡量政治是否昌明的标尺。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人民观确实已经存在，并且非常智慧。所以，孔子把皋陶同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
皋陶的思想是影响了孔子的。你看，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皋陶说的修身律己，教导亲属，知人善任与安民不是一脉相承吗。
《尚书》中的《五子歌》，大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其背景是：大禹之子启把帝位传给儿子太康，太康因失德而失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逃到洛河边，悲伤地追述先帝大禹的教诲，首句就咏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可亲近而不可轻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固才有国家的安宁。这是很明确的人民观了。
《尚书·盘庚》中盘庚帝对大臣的训话，也充满了要贵族大臣们“恭承民命”的教导。到商纣帝时期，商朝先人曾有的“人民观”被遗忘，代之以“天命观”，殷商便被周朝取代。有句话说“殷鉴不远”。周如何汲取殷灭亡之鉴？周公认为，殷失天下，是因为失德，民与之离心离德，于是“天降丧于殷”，所以靠“天命”统治天下是靠不住的。周取代殷，是因为与民同心同德。这就把“民心”抬到比“天命”还高。至此，尧舜禹时代的人民观被西周王朝的统治者继承下来了。
此后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型，生产力进步引发中国春秋社会剧烈动荡和嬗变。这是个讲财富，讲实力，讲权谋，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弱肉强食，上古文明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人民被视如草芥，再没有哪个政权认为人民有什么重要了……可是，布衣孔子，还是把尧舜禹乃至周公时期以民为重的思想继承下来了。孟子等又把孔子的思想继承下来，如孟子直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至千古以来，“上报社稷，下安黎民”成为中国古代官员从政的主流理想。这正是文化的力量。
延至清末，梁启超对“民”的看法迄今值得我们深加重视。他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写出拯救危亡之中国的责任“全在我少年”。再迈一步，就看到中国之将来更在人数最广大的民众身上！他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阐述拯救中国的伟大力量，不在清廷，也不在西方的利器中，而是需要“造就新民”，在新的人民身上，这是中国20世纪的黎明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思想。 [FS:PAGE]
20世纪的早晨，没有受过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的中国进步人士是没有的。毛泽东1910年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创建的一个革命团体就叫“新民学会”。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被世界潮流视为最落后的人群看作是拯救中国最大的力量，以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都基于看到农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唤起民众，发动群众，壮大群众，武装人民，也都基于深刻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
19世纪以来，西方海权论者说：“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空权论者又说：“谁统治空间，谁就控制了世界。” 当原子弹出现，有人又说：“谁拥有了核武器，谁就控制了世界。”毛泽东则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从炎黄尧舜禹以来，没有哪个最高领导者达到毛泽东这样胸有人民，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然是“人民观”的集大成者。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毛泽东那一代青年，在清帝退位,军阀混战，日寇侵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致力于唤起人民，组织人民，自救自强。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致力于培养官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确实缔造了一支前无古人的人民军队。解放区政府称人民政府，新中国诞生时称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虽然，站起来的90%是文盲，但新中国把小学教育扩展到农村，还在城乡办夜校，办扫盲班……新中国把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尊重，把人们之间平等的观念，传播到城镇和一切穷乡僻壤。半个世纪前“一盘散沙”般的国人变成数亿精神焕发的人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巨变，这是一个民族迅速更新自己，发愤图强的根本！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这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观一脉相承，又是人民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人民观”的存在有不能忽视的伟大力量。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地持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人民观”是中国文化内部传千古而不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立族壮大之本，是建国安民之基。背弃它，一个雄强的帝国也会覆灭；复兴它，则弱可变强。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