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法官工资和行政级别挂钩，缺乏激励体制使得许多业务熟练的法官出走。2011年至今，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有至少6000多检察人员辞职，一些检察院行政人员过多，真正办案的不到50%。针对这种情况，深圳对法官职业化的改革将行政和司法脱钩，值得借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法院检察院行政人员臃肿与法官流失，是公务员管理过份依赖行政体制弊端的又一具体体现，“官位化”的唯一导向，一方面从分配上弱化了弹性机制的激励作用，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负向激励局面；另一方面过于狭窄的上升通道，导致人员单向的堆积，结果是干业务“拿长枪”的越来越少，想当官“拿短枪”的越来越多。法院与检察院突出的业务特点使得问题更突出，司法与行政不分，利益相互纠葛，带来的直接影响必然是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缩水。 从调动法官检察官的积极性出发，解除行政体制对司法的束缚，自然是司法去行政化必然且关键的一步。从被一些基层检察官法官期待的深圳改革试点来看，其主要作法是将行政与司法脱钩，一方面当院长的不得当法官，当法官的不得当院长；另一方面制定了法官相对独立的薪酬方案，法官有自己独立的薪级体系，法官可以拿到比干院长更高的工资。显然，这些试点确立的是“双轨制”，改革通过强化法官的地位、提高法官的收入，缓和了行政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比如，对此有检察官打趣地说，“就是把"闲人"养起来”，让法官能不受干扰专心从事司法工作。 “双轨制”并不是司法去行政化本义的初衷，它并没有解决谁主导谁，也没有解决配置资源与统筹效率的问题。司法去行政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司法独立，提升法治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主要包括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司法内部机构与机制的重构，法官的地位与作用发挥等等。从大的体制上讲，“一府两院”的格局，本身的设计决定了司法与政府的行政是并列的关系，遗憾的是司法本身不仅是存在外部行政的干扰，而且内部的工作体制与运行机制，也是简单照搬了行政的体制，行政领导司法，行政配置司法内部的资源，法官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也就是审判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之于法院与教授之于高校的关系有类似的尴尬，只是教授的分配机制相对健全一些。之于高校去行政化，提出得最多的是“教授治校”。同理，司法去行政化恐怕也需要“法官治院”，法官不仅是职业，更是法治的执行者。也就是说，促进法官职业化是不够的，还需要收缩司法的内部构建，弱化行政的作用，将行政变成内部管理的协调，以及对司法的服务，形成司法主导的格局。比如，一些地方的检察院正在开展的试点，尝试检察官负责制，不再设立副检察长职务，按检察官职能分工配置人员，放大司法职能，去除行政职能，必要行政职能与资源配置下放给检察官，实现机构的扁平化，增强检察官独立司法能力与权力。 促进司法去行政化，需要自下而上“摸石头”的试点，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为改革确立方向标，也为改革的稳步推进吃下定心丸。
来源：光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