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政治上高度关心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经常挤出时间看望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为边区的建设事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知识分子的特长和志愿，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进行培训，让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各类单位积极吸收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技术骨干，积极帮助他们加入中共党组织。
陕甘宁边区让知识分子充分享受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参议会第二届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学会与知识分子合作。为了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工作上大胆使用
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 、医生等各类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对于广大文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文艺才能，让他们组织各类文艺团体，举办文艺杂志，成立各种教育研究机构，自由地发表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在延安、在根据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
生活上优待照顾
延安时期，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处于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竭尽可能从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边区政府几乎拿出财政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生活，使当时的6万多“公家人”能够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待遇）。为了优待技术干部，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优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也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