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王昆仑先生不仅是著名的红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报人。
王昆仑有着传奇的一生。他曾险些遭到特务暗杀，也曾对《红楼梦》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还曾创办了《团结报》。
今年是《团结报》创刊60周年，特以此文，纪念王昆仑先生做出的贡献。
王昆仑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读中学时因病辍学，没有读完，后来考上了北大。
五四运动时，王昆仑在北大学生干事会讲演股工作，经常外出演讲，号召国人抵制日货，有一次学生大游行，王昆仑被逮捕，警察见他长了个娃娃脸，以为是谁家小孩跟着学生玩，于是把他释放了。后来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与北大三位同学南下，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王昆仑由此成为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党员。
北大毕业后，王昆仑先是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来到广东参加革命，在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北伐时期王昆仑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30年代初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立法委员，此间与孙晓村、曹孟君、钱俊瑞等人组织南京读书会，不久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险遭特务暗杀
1935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无锡万方楼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王昆仑作为南京读书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万方楼是王昆仑父亲的私产，位于鼋头渚王家太湖别墅内。
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钱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会议共商了抗日救国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万方楼会议”，参加万方楼会议的人员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行踪已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王昆仑更是被列入了监视、暗杀的黑名单。原军统少将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这位王委员（指王昆仑）将在无锡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他名义上是请客游园，实际上是要召开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去的客人都是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
沈醉奉命率领一个行动小组，早早赶往无锡布置、监控，几天后，参加万方楼会议的人员陆续抵达，首先到的是王昆仑和王枫兄妹，接着有吴茂荪、孙晓村等人，还有几位穿着讲究的中年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王昆仑还是立法委员，沈醉怕担责任，所以没有动手。这几天沈醉还安排了一名内线进入万方楼探听消息，但却一无所获。据沈醉回忆，万方楼会议后，戴笠叫他继续注意侦查、监视王昆仑的动向，戴笠准备在上海暗杀王昆仑，曾经问沈醉有没有把握在租界内动手，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针对王昆仑的暗杀行动最后不了了之。
一生最爱是“红楼”
众所周知，王昆仑不仅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红学家，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至今仍是红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20世纪40年代，王昆仑在重庆陆续写了一组评论红楼人物的文章，在夫人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发表。这组文章一共19篇，1948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以《红楼梦人物论》之名出版发行。后来王昆仑还与女儿王金陵一起创作了昆曲剧本《晴雯》，受到观众的热捧，王金陵曾经接受采访说：“父亲研究《红楼梦》，很早就对晴雯这个人物感兴趣，他说晴雯没有半点媚骨，同袭人是对立的，她是反抗的奴隶，解放前在重庆时他就写了《晴雯之死》。1961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周总理委托他负责纪念办公室的工作，这激起了他写戏的愿望。戏写出后，总理亲自观看并提了不少意见，我们又做了修改。”
关于王昆仑的这本《红楼梦人物论》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48年，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离开河南老家到武汉从军，在一家书店读到这本书后爱不释手，但又无钱可买，于是便在书店捧读，眼看就要看完时，部队却突然开拔去了台湾。这位青年留下了满腹遗憾，没想到在台湾一家小书店他又看到了这本书，但仍然没钱买，于是便趁店员不备把书揣走了，后来他说：“这本书一口气看了七遍，我觉得非常对得起这位作者，一点儿也没有罪恶感!”这位“窃书贼”就是后来名满台湾的著名诗人周梦蝶，《红楼梦人物论》在台湾出版后，周梦蝶买了到处送人，这段趣事也随之传播开来。
《红楼梦人物论》是王昆仑早期的作品，此后王昆仑便再也没有类似的重要作品问世了。据王金陵介绍，“父亲一生喜爱文学，但远在四十年代之前，早已舍弃个人爱好，从政多年”；1949年后，王昆仑相继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团结报》首任社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革有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民革汇刊》，虽然起到很大作用，但其规模太小，不能满足民革党内的需要。时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昆仑同志，深感仅有一个《民革汇刊》是不够的，尽管这时民革办日报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但办一个小型周报还是有可能与必要的。他向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这一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
1956年2月，民革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民革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王昆仑建议将原有的杂志《民革汇刊》，改成一份四开一张的周报，定名为《团结报》。王昆仑负责创办《团结报》，对民革党员和联系人士，进行了许多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为民革的思想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革六十年》一书中这样记载《团结报》的创刊：“1956年4月25日，经过长期筹备，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创刊。这份报纸是为了加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全体党员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改造，贯彻民革‘三大’提出的加强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其中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的要求而创办的。报名‘团结’，包含民革同志对过去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对未来的期盼。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进步，团结和教育密不可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国家需要团结；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团结；民革党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造自己，不断取得进步，也需要团结。《团结报》的创办，对于沟通民革组织和党员及所联系社会人士，推动他们学习，促进他们更好地团结和改造，起着积极的作用。”
《团结报》是目前唯一一家由民主党派主办且公开发行的报纸。当时新闻界有人称它是“中国报史上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60年来，《团结报》已经由一张报纸，发展为“六位一体”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成为统战主流媒体。
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与世长辞，*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