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秋，任弼时（左二）等在延安。
任弼时在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培养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对党的建设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3年1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在演讲中指出：在领导作风问题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实现。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限制他们对于问题的了解，也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
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并没有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二是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三是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四是有了一个计划也是摆样子的，不去组织执行，更不去按期检查执行的程度，而一味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东也计划，西也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这就是固临县委组织部长说的“在桌子上跳舞”，因为他只是在办公桌上写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不可以行得通以及如何才能行得通。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任弼时还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在桌子上跳舞”之类的官僚主义表现。比如，边区经济建设问题，西北局在1941年12月已经做出决定并送发到各个地方。但这个决定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部的注意，或许有些党部根本没有讨论它，或许有些党部随随便便讨论一下。比如，过去办合作社、办学校等，由于工作方式不对，本来是于群众有利的，群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而使群众不满。比如，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这些人“脑子里装满了法币”，因此就可以贪污，可以作恶，可以无法无天。
任弼时认为，产生官僚主义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像这种官僚主义的坏作风，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像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新的工作作风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任弼时批评“在桌子上跳舞”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为边区政府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培养新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提供了具体指导，解决了当时领导干部中一些带共性的认识问题，对于今天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