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挚地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孙中山先生。同时，我们也深深怀念———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助手、战友、伴侣———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肩负历史的责任。她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走进了革命队伍，马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她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迎向新的革命阶段；她参与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苦备尝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然后顺乎历史潮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宋庆龄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在宋庆龄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的两次重大的抉择，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集中表现。
（一）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选择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事业
1913年夏，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她原本打算回国度假后，返美继续深造，将来作为一名医生或记者为国人服务。她对辛亥革命后的祖国充满憧憬：想象着“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而且“还进行着其他无数的改革”。然而，在宋庆龄为辛亥革命欢呼的时候，革命果实已落入了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的手里，共和国还在摇篮中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扼杀，辛亥革命以“二次革命”的失败而画上了句号。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他的许多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母，作为袁氏政权的通缉对象，不得不避走日本。孙中山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新积聚力量，筹划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宋庆龄因为探望双亲而得以会见自己崇敬的革命领袖———当时的流亡者孙中山，始则在父亲的引领下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件信函，继而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不久，即以“委身于革命”的纯真和虔诚，成为孙中山的助手、战友和伴侣。
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在孙中山身临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的朝气，带着温柔和深情来到他的身旁，给孙中山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在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十年中，顿挫大于发展，失败多于胜利，但不论在任何艰危的情况下，宋庆龄都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抚慰他的伤痛，分担他的压力，协助他工作……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
宋庆龄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时候，形势极为险恶：在国内，袁世凯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并企图复辟帝制，政治空前黑暗——“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国民处于“疑革命不足政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的迷惘之中。革命队伍也发生了分裂和分化，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那位曾以谋刺摄政王的惊人举动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而迷惑过不少人的汪精卫，“从容”地当了袁世凯的座上客；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黄兴，也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而远走美国；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然而终因这个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革命濒临失败。
促使宋庆龄在革命低潮中走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的，是她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挚的民族责任感以及对广大苦难民众的无限同情。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时候，她就自觉地把自己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忘记了祖国，“人生就失去其意义”。她虽然身处革命低潮，但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彻底的爱国主义同时使宋庆龄充满了革命激情和献身精神。她追随孙中山，是因为“想为拯救中国出力”，在她心目中“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想帮助他”。正是在“献身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她毅然放弃了金钱和安逸的生活，不顾亲友的反对，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合，跟随孙中山为拯救中国而奋斗。在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间，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对孙中山产生了深挚的爱情。她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过：“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
（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危难时刻选择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选择，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她在对前阶段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明确宣布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成了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她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总的战略部署，战斗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孙中山逝世以后，他的事业被他的“学生”和“信徒”———国民党右派所出卖，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宋庆龄愤怒、痛楚，但没有丝毫气馁。她忠实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继续沿着漫长的救国之路上下求索。宋庆龄在“宁汉合流”一个月后即出访苏联，先后在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旅居了四年，那里聚集着一批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学习革命经验，锤炼革命意志的中国青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流亡到这里，以便总结经验，重振旗鼓。宋庆龄在旅欧的四年里，目睹了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及伴随产生的空前社会危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使严酷的现实得到索解，她经常整天“沉湎于书籍之中”，除阅读理论著作外，还大量阅读各种报刊，包括国内出版的《新青年》及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克拉拉·蔡特金、多列士等德、法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宋庆龄时相过从。旅居德国的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几乎每天都往访宋庆龄，共同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着重分析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当宋庆龄1931年夏返国时，面对的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和人民的苦难，加速她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飞跃，她以全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
首先，她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对德国的侵略政策采取绥靖主义的时候，公开宣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她提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并且“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发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而且“取得了领导地位”，正在“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诞生”。
其次，她在中国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围剿和“左”倾路线错误，使革命濒临失败的形势下，明确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路线。
宋庆龄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来分析总结中国革命，从而正确地判断中国革命道路以及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她肯定“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她同时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进行，而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指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宋庆龄以她特有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她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拥护和认同：“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即是不可抗拒的。”
如同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选择一样，宋庆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从信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展至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因“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濒临失败的形势下，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宋庆龄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奋进的思想基础和原动力。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人民的义务感使她永不终止探索和前进的步伐。
优秀的个人品格及睿智卓识，使宋庆龄的正确选择得以实现。宋庆龄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所有的精华。热爱祖国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宋庆龄优秀品格的核心。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解放幸福，她可以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她的睿智卓识使她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她做出科学选择的保证。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曾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认为它是“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代表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团体，她希望把他们团聚起来，加以改造和整顿，重振国民党以复兴中国革命。因此她在苏联期间，与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使其继续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但国民党左派的涣散使她很快失望，终于不得不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而将目光集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抉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所带来的前一革命阶段的斗争传统以及经验、教训，成为新的革命阶段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她把前阶段的革命队伍聚集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进行整顿和改造，并率领他们投入新的革命斗争。她的巨大影响和感召力，成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之一，使得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而加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