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民族革命阶段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政策确定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或者说构筑连接政策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推进“双减”，1942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指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同时指出：“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各抗日根据地结合实际迅速制定本地区的“双减”条例，并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指导“双减”。
打破“讲良心”“要面子”观念
在传统道德的熏陶下，农民中普遍有“讲良心”“要面子”的是非善恶观念，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认为租地交租、借钱付息，老辈子都是如此，现在要减租减息，总认为“不合法”。对此，各地工作组进行了反复的说服教育。如在1943年淮南东庙区七贤乡的让息斗争过程中，当时债户们虽然有着还不起“大头利”的苦闷与不满，但大部分人认为春荒时借一斗小麦，市价80元，现在麦收后还一斗二升值50元不到，债主吃亏了，“人情面子上过不去”。对此，积极分子解释：“过去麦子磨多少面，养活多少人，现在麦子还不是一样，麦子价值未变。”群众懂得这一道理，立刻感觉自己有理，因而决心起来跟先进分子一道斗争。
消除“怕报复”“怕抽地”的顾虑
对于濒临生存边缘的农民而言，“安全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它远远优于经济利益。指导“双减”的工作组把打消“怕抽地”“怕报复”的顾虑与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双减”群众团体结合在一起。
工作组特别注意一些开会时注意听、不打哈欠睡觉的农民，发现了这种人以后，马上记住，并找机会去和他谈几句话，找出他注意开会的原因，开始和他交朋友。此后，就要和他进行个别谈话，至少是谈两次，而且有一次要到他家里谈，以了解他的家庭环境；同时要到群众中进行访问，特别是访问基本农民群众，看群众对这个对象的舆论如何，各方面表现好的即是积极分子。这之后就要注意激发积极分子的斗争精神，并注意保护他们。
积极分子培养起来后就要抓紧组织农会等组织。团体使个人感到背后有群体力量的支持，由此弱化了原来的怯懦心理，减少了对斗争对象反攻倒算的后顾之忧。各地“说理会”的准备过程中，积极分子团结农民，以他们为核心成立了名称不一，独立于区、乡政府之外的农民减租机构，如农会、农救会、农抗会、减租会等。经过思想教育、建立群众组织之后，佃户认识到地主是少数，农民是多数，且有共产党、八路军撑腰，也就认清了“到底谁有力量”。
组织“说理会”
“说理斗争”会场也需要进行精心布置。1942年，太行区武乡韩壁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组织者事先布置好会场：农会在左，民兵在当中，妇女儿童在右，支部同志散开，鼓动群众发言。规定中心发言人四个，辅助发言人八个，指导启发发言的干部两个，总指挥一个。有的地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事先进行演练，如太行区黎城县下村，工作组在斗争会前教农民如何进行说理斗争，村干部有的扮地主，有的演农会主席，搞斗争示范。经历各种直面斗争地主的“说理会”，消除了大部分农民对地主的恐惧心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心理上出现翻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