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党中央民主氛围较为正常和浓厚，能够开展面对面的尖锐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主要负责人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
会议开始，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失利主要归结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所作副报告中不同意博古观点，认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首先站起来发言，他摆事实、讲道理，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点名道姓地直接批评博古、李德，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张闻天之后，毛泽东紧接着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较为详细批评分析了博古、李德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的实质。
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朱德会上也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后来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以及在第一线指挥的红军主要将领也个个言辞激烈，通过大量事实批判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建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会上，只有凯丰等极个别人支持李德、博古，反对多数同志对李德、博古的批评，反对毛泽东。会上凯丰竟然直接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
从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党内很多同志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当时党内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作风和民主氛围实质也是当时党的整体素质状况，没有这种状况，就不可能会有遵义会议的积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