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迅速入关，会同华北军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下辖的北平、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50余万人包围起来，完成了中央军委关于对平津诸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歼灭了大量的敌军，并对天津之敌形成重兵包围之势。这一系列的歼灭战，不仅使北平的傅作义失去了第11兵团、35军等嫡系基本力量，无法西逃绥远。同时也使绥远的董其武兵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且东边的海路也被人民解放军切断，北平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但北平城内还居住着200万人民以及大量的珍贵文物，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考虑，和平解放北平将是最佳方案。中共中央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使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8年初，中共华北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刘仁指示地下党：要大胆地通过各种关系去影响傅作义的亲信，直接做他们的策反工作。根据这一决策性指示，北平地下党迅即行动起来。他们先后联系了曾廷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等与傅作义关系密切的人，进行策反傅作义的工作。地下党多方出动，从各方面向傅作义进行渗透，以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后又特别找来了傅作义的女儿，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傅冬菊去做策反工作。傅冬菊见到父亲后，直言转达了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图。傅作义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请示了上级组织后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从此，傅冬菊就留在她父亲的身边以便及时的了解她父亲的动态。由于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的准确和及时，中央在组织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将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密切配合起来，掌握了用和谈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的主动权。
以攻占天津为武力手段来促使北平的和平解放。虽然傅作义决心和谈，但他还在犹豫观望，心存侥幸，对自己的实力也估计过高，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不愿放下武器。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杨得志兵团攻克新保安，歼灭傅作义王牌军35军，随后解放张家口。人民解放军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歼灭了他的王牌军，这样傅作义赖以讨价的资本没有了。随后，中央军委布置进攻天津，继续施加压力，断掉傅作义最后的幻想。人民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也做了俘虏。
傅作义坐困孤城，终日里深思苦虑，忧心如焚，常常彻夜不眠。幕僚们也和他谈及了与共产党讲和的问题。“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我们应该讲革命道德，不应讲封建道德”。傅作义还邀请了在北平的一些学者名流，征询对时局的看法，结果徐悲鸿、马衡、叶浅予等争相陈言，热切希望他以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保护古都珍贵文物为重，尽量争取早日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北平地下党策动的双重作用下，傅作义将军终于作出了选择——与中共开和谈之门。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个古老的名城翻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入城式。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北平方式”也成为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新疆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