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改革与法治存在一定“性格差异”。改革旨在破除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法治旨在调整规范社会关系，保护权利，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改革鼓励解放思想、破旧立新，更倾向于创新；法治强调尊重法律权威、按规矩办事，更倾向于规范。由此来看，改革与法治似乎不仅存在“性格差异”，而且具有矛盾之处。
然而，回溯历史不难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而且法治建设水平显著提升。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法治不断完善，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正是在法治的保驾护航下，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这说明，改革与法治“性格”虽有差异，但目的内在一致，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好改的基本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推进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并且强调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说明，改革需要法治引领，否则就可能出现偏差混乱；法治需要跟上改革步伐，否则就可能因阻碍发展而失去其应有功能。
改革共识需要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越深入，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越多越复杂。在体制机制调整涉及重要领域、重点环节、重大利益的时候，对于为什么改革、改什么和怎样改，需要全社会形成更多共识，从而减少改革阻力、增强改革动力。“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治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和谐，可以在价值上对公众观念形成指引；法治具有规范行为、调节利益关系的制度和程序，能够促使各个利益主体参与到法的制定和实施中来，有效表达对于改革措施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在协商中达成更多共识。
改革有序性需要法治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显著增强，对改革的有序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革也积累了较多经验，许多成果已经用法治方式巩固下来，增强改革有序性具备了更好条件。增强改革有序性，科学立法是关键。应将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统一起来，用立法把党的重大决策及时合理地法律化、规范化，通过民主参与、专家论证等程序，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把改革决策纳入法治轨道。特别是用法律统一性原则，限制一些地方或部门出台违反上位法的所谓变通规定，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改革要“进”，法治要“稳”。那种认为改革要上路、法律就要让路的观点，那种认为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能引领改革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改革和法治需要同步推进，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应及时修改废止，保持法律生命力，不让过时的法律成为改革的“绊马索”。用法治保障改革，改革就会乘风破浪；用改革完善法治，法治就会永葆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