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即将召开，在2011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将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进行了专访。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各类建议的处理与住房问题成为其今年两会拟提交的建议话题。他指出，两会议案和建议等的处理有待升级；国家住房问题必须上升到国防战略，必须要有一个长远战略性的思考。
一、两会意见处理有待升级 记者：您好程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在2011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您作为此次参会的人大代表，将为两会提交哪些建议，您对这些建议的处理有一个怎样的解读？ 程恩富：我准备至少提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关于如何处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各类建议的意见。从近年我出席人大代表会议，以及前两年我也分别提了好几个建议和修改法律的提案，我也收到了回复，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和我们社科院以及内外的两会成员交换了意见，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学部委员前几年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中央加强对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培养”。后来这个建议就转到了社科院，社科院又转到了我所在的马研院，由我来回答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培养马克思主义中青年学者，我们觉得处理这个问题有点不对路。这个问题是我们社科院的学部委员提出的，建议的目的是希望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社科院等能够加强对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培养、选拔、重用，那么就符合他的本意了。我和他本人也交换过意见，他说怎么会转到你这里来的，我们天天见面，我们的观点一致，就是坚定的又有创新能力的青年学者培养不够，同时选拔重用不够，现在让我们自己来回答这个全局性的问题了。据说这类的事情还比较多。因此，首先对人大代表的各种建议首先应该是交给谁来处理。我建议今后人大应该做出一个规定，规定关于建议书上增加“本建议提交哪个机构来答复”一栏。如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人大代表就可以填写建议应该交给中宣部、中组部和教育部等分别答复。如果没有这一栏，人大有关部门也许不清楚必须给哪个部门或单位来研究和答复。这是一个具体意见。 第二个具体意见是，作为两会成员的意见书分发到有关部门时，特别是党政有关部门的时候，该部门的第一把手应该亲自阅读。现在，我们两会成员发现，我们的建议送到某一个部委，这个部委可能就送到厅局里面了，厅局再转交一个处长来写答复，有时还经常打电话与我们沟通。我认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不够重视两会成员的意见，处理的档次不够高。如何改进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交给人社部，人社部的部长应该亲自阅读，并作出批示。因为两会成员不会轻易提意见，这个意见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往往还是代表了一定的民意的，而且一年不过开一次会，所以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应该亲自阅读，并进行批示，答复意见应当由第一把手签字。过去打电话与我沟通的都是处级干部，没有一个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和我们交流。建议今后应当由部委的相关局级干部与两会成员电话沟通，这样，讨论水平和信息才比较对称，也是重视两会成员的民意和增进高层民主的应有程序。 第三个具体意见，就是两会没有就我们提出的意见及其理由逐条加以回应，而是往往总的说感谢你的关心，以及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而不是完全针对我们说的各条具体建议及其理由。这样一种答复，听说我们两会委员不是很满意。但是我们两会委员是非常遵守纪律啊，也是比较客气和宽容啊，于是不满意，也就不再“不满意”一栏画圈并寄回了。据说人大和政协处理的办法，就是让你填此答复满意还是不满意，你不填和不回寄的话，就算你满意了。其实很多人不回寄就是不满意。所以我认为，两会在满意与不满意之间还应该增加“基本满意”、“基本不满意”。因为有的回答我是满意的，有的回答我是不满意的，如果只有两种百分之百的肯定或否定选项，我就会举棋难下。同时，应当规定，两会成员必须回寄，以便真正了解对于答复的满意度，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第四个具体意见，除了书面答复和短暂的电话沟通外，还可以由相关厅局级干部同两会成员当面会谈，甚至可以举办小型内部研讨会，以便深入探讨一些分歧较大或疑难问题。 去年，我提了一个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问题的建议，当时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给我电话沟通，一开始他给我做解释，他后来也对农业部推广的这个转基因粮食问题有意见，但就这样说说完了。其实，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农业部等，而非国务院研究室。听说今年农业部还是要推广种植，而现在还有不少两会委员和科学家，以及众多的网民和公民极有意见，那么就需要深入沟通和座谈。而不要因为这个涉及重大民生和民族后代的身体素质问题分歧较大，就不让别人在网上等媒体上讨论，这样的话就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我建议人大和政协的相关委员会可以专门召开各派意见的代表深入探讨。当然，如果农业部等愿意出来与持不同意见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进行沟通对话的话，我认为也是适时发挥民主的好事。在国际科学界和经济部门有较大分歧的情况下，我国立即进行强制性的行政推行，并非良策。 二、住房建设必须要有战略性思考 记者：程教授，您对第一个问题的如何处理进行了解读，那么您拟提交的第二个建议是什么，您又有怎样的分析呢？ 程恩富：第二个建议是关于住房政策问题。3月2号，我们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四届论坛，讨论关于住房理论与政策。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的召集人。前三届论坛分别提出和讨论了“新人口策论”、“新养老策论”和“新开放策论”，这次我们讨论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问题。 前几年，城市住房建设的工作做得不是很理想，房价涨的过高，引起了社会上的热议和广泛不满。最近半年多，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中国的城市住房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从政府部门来看还没有定型。 我们作为学者，作为思想库，想约请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和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看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目标模式及其近期措施到底应该怎么确定。比如说，我国的城镇居民住房的自有率到底多少比较好，包括北京、上海等在内的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达到了80%左右，而世界多数国家是45%到65%之间，我国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还要不要考虑到别的一些重要因素。 我以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比资本主义国家高，比如说应该长期保持在80%或更高，但是我后来又考虑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因素，这个战略性的复杂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还处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形成的一个“C”字型的军事包围圈，近年又频频进行军事演习。那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国防的问题，还有一个反侵略战争的问题。另外，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危险依然存在，还有一个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统一性即反国家分裂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马上爆发，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战略上的考虑。我就考虑了，因为有时候反侵略战争和维护国家统一，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是有个选择的。那么，假定住房的私有率很高的话，可能就不利于反侵略战争和维护国家统一，因为在战争期间，居民住宅被炸，按照过去的做法国家是不与补偿的。你有一个三百万的房子，国家不会再给你造个三百万的房子的。可能采取别的办法，如临时安置或租房子给你。因而一旦战争爆发，如果我们公民来表态的话，也许他从个人利益出发，不愿意国家去作出应有对方可能炸毁其私人住房的军事行动。很可能私房所有者主张领土和领海让一点就让一点吧，台独就台独吧，反正我的私房保住了。这一思潮在前几年台独形势严峻时已经有所表现。除非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国家立法宣布战后将出资替被炸的私房者重造等价住房。如果不是如此，那么，政府确立的城市住房私有率应该从现在的80%逐步降低，最终应该维持在与德国现在私有率43%左右的水平上（德国是世界各国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之一）。这就涉及到国家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不仅光考虑经济问题，还有考虑政治、军事等问题。 现在，有些问题已初步形成共识。例如，大多数住房首先和主要是一个消费品，有投资的价值应是第二位的。住房建设问题首先不是一个供赚钱的、特别是高利润的产业领域，这个产业领域是以民生为主的。现在各界人士经过一年的讨论已经达成共识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纠正了过去那种把住房甚至重点看成是一个投资品问题、利润问题，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个平起平坐的投资性与消费性并重的问题。现在看来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一个民生问题，是一个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个看法符合党的文件精神。 现在，必须就城市住房的长远整体思路进一步地探讨。现有保障性住房层次划分过于复杂，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和限价商品房等，管理的成本高，制度建设也很复杂。我认为，总体上分为公租房、私租房、商品房三大类，并实行“以公租房为主体、以商品房和私租房为辅”的“新住房策论”。其中，依据各个城镇的政府实力和居民收入等状况，公租房建设可分为4-5个档次，分别在建筑面积和建设成本上有不同。例如，分为50、90、130、170等不同建筑面积的公租房，且建设成本也可有高有低。高收入以上的家庭占城镇家庭总数的20%左右。其住房问题自我解决的能力强，因此这部家庭的住房的问题通过市场提供的商品房来解决。高收入的住房虽然主要靠市场调节，但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各个城市的收入和物价的状况不同，生活状态也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制定本地公租房的收入标准。比如说大学生刚毕业出来，我们可以租一个50平方的房子，那么过了5年左右，不管他成家或不成家，社会也要让他升一级，住一个90平方的房子，达到一个三口之家基本的住房。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不少城市是有经济实力做到的。然后过若干年生到130、170左右。在公租房里面，我认为可以分这四五个档次，根据你或你的小家庭的收入和年龄的不同，分别享受不同档次的住房和不同标准的租金。公租房的租金是比较低的，它和市场租金不一样。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刚工作，或进城有工作的农民工，申请公租房50平方的房子比市场可以低一半左右。以后各城市依据实际经济状况决定其他档次公租房的租金水平。实际上，从许多群众的角度看，可能并不愿意辛辛苦苦地省吃俭用而去贷款几十年买商品房，以免使得还贷的压力很大，成为“房奴”。势必有相当多的中低收入的家庭会认为，与其当几十年的“房奴”，还不如当个“租房贵族”，把不买房省下的现钱用于改善现在的生活。反正一生有房子住就行了，自己拥不拥有所有权倒也无所谓。目前有些私人开发商通过预售房子来欺诈或不按合同来按质按量地交房，同时现在有很多空闲房没有卖掉，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泡沫。基于此种境况，我建议能否考虑取消预售。因为现在造好的房子已经很多了，大家都是持币待购。没造好的房子预售里面很多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社会矛盾比较大。看起来是买卖供求两方面的矛盾，事实上会影响到政府的工作和社会的和谐。买预售的房子，图纸上写得好好的，但是你看到的实物房却不是这个样子，打官司其实也很复杂的，也需要成本，而且社会矛盾很大，所以我的看法是，既然造了很多的房子也卖不掉，不如取消预售，减少在预售间滋生出来的大量的社会矛盾。其实，现在银行和开发商的资金都是较充足的，房子也造了很多了，所以如果过去力图通过预售来加快满足住房需求是必要的话，那么现在从供求两方面看都不怎么需要预售。 现在还有一个现实的住房问题，是房价下降不多，私人的租赁房子价格最近在上涨，这也是国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控的。 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