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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的过渡时期，农地流转的主体、方向、用途和过程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显著趋势，同时也隐藏了大量风险，迫切需要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更好地规避风险，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我国农地流转的基本趋势
从流转主体看，土地加速从农户向公司等规模化经营业主集中。在研究调查的部分区域，新增农地流转面积中，流向农业公司和经营大户的比重已接近35%；而在城市近郊地区，则有超过50%的农地流向农业公司和经营大户。
从流转方向看，外来资本进入农地流转态势明显。农地流转突破乡村界限，呈现出跨村镇的显著趋势。一批东部发达地区的业主带着大量资金、技术进入中西部农村进行农业开发，并在一些区域逐渐占据农地流转的主导地位。
从流转用途看，改变耕地使用性质的趋势加快。流转土地绝大部分用于发展经济作物、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乡村酒店等，导致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特别是在城市郊区，大约45%的农民认为流转农地已被用于非农建设。
从流转过程看，“村两委”在农地流转中占据主导地位。农地流转中“村强民弱”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乡镇政府、“村两委”和业主主导着农地流转市场，农民的弱势状态仍在继续。在调研的一些区域，63%的农民反映农地流转价格由“村两委”统一确定。
农地规模化流转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是部分地方政府、“村两委”与业主联合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使用行政手段推动农地流转，“村两委”取代农民成为农地流转的主体。有的村组干部在“中介费”、“流转费”的诱使下，与业主合谋压低农地流转价格。
二是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受到社会资本排挤。农地流转加剧了大资本排挤小农户的矛盾，可能导致农民由直接经营转变为单纯出租土地或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大部分业主仅仅将农民简单地视为土地提供者，使得农民难以真正分享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三是农地流转推动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农地规模化流转导致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导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下滑，对国家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形成挑战。在有些地区，耕地流转给业主后，有15%的耕地用于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真正用于种粮的耕地只占6%左右。
四是农地流转造成耕地质量被破坏。规模化流转的部分农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土地沙化、土壤板结等问题。一些业主在农业项目经营失败后“一夜蒸发”，置毁坏的耕地于不顾。有的龙头企业在政府支持下追求农业形象，超越实际需求修建高标准的生产道路、现代化养殖圈舍、仓储设施和绿化工程等，耗费了大量耕地。
完善我国农地流转机制的相关措施
一是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农地流转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将农地流转过程中“村两委”的代理人职能转交给农户自愿联合的农民合作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创办经济实体，逐步成长为农地流转和经营的主体，主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有效带动农民增收。以农民和合作社为主体进行农业产业化政策支持，提升农民和合作社的发展能力。
二是加大对农地流转项目的监管力度。严格监控和防止业主在农地流转和经营中的短期行为。首先，建立投资项目科学论证制度。聘请专业机构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技术优势、产业规模、经营模式等内容进行咨询和论证。其次，建立完善农地流转项目责任追溯机制。对达到一定流转规模的项目，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由所在地合同管理机构向该项目业主一次性提取一定比例的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
三是积极完善基层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合理划分县与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职责。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全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工作，具体的管理服务落实到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要妥善保管流转合同及有关资料，建立流转情况登记册。切实解决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人员编制不足的问题，努力提高其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
四是逐步替代土地对农民的传统保障功能。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以及取消农业税，在事实上将土地界定为农民的“准私有”资产，引起部分农民为子孙后代坚守土地的心理显著上升，使得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受到一定限制。应尽快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替代农地的传统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彻底打消农民流转农地的后顾之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晓鸣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教授；廖祖君为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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