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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军事安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当今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国家安全已经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向经济、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扩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舆论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利益、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舆论安全问题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一、舆论安全的定义
就功能而言，舆论具有两极性：当舆论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一致时，就会对加速社会发展起到进步作用；反之，如果舆论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就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消极甚至是破坏作用。当舆论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破坏作用集聚起足够能量，释放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例。舆论是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消气孔”和“安全阀”，可以使人们的不满情绪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及时释放出来，有效缓解社会系统的内部压力。但是，如果舆论因传播渠道不畅而受到扭曲或阻碍，舆论的能量就会不断集聚直至爆发性释放，社会系统就会因为遭遇强力冲击而突变、失衡甚至垮塌。
舆论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更为重要也更为隐蔽、深远的影响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消解作用。从积极的一面看，舆论具有为政权合法性补给能量的功能。但是，舆论也可以从反方向释放能量，质疑、消解、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舆论的这种特殊作用，常常可以兵不血刃地实现两军对垒都不一定能够实现的目的。正因如此，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舆论渗透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不论是苏东剧变，还是“颜色革命”，我们都能发现西方国家通过舆论渗透和舆论操控，颠覆有关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行径，其严重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里只是从舆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角度，具体说明舆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事实上，舆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高强度的，如果应对失当，舆论就会将其蕴含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影响政局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制造社会动荡，最终威胁国家安全。
舆论安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理论问题。笔者通过中文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检索，截至2009年5月，共有300多篇论文的题名、主题或关键词涉及“舆论安全”。经过遴选，这些论文中的绝大多数虽然论及舆论安全，但对什么是舆论安全却没有一个准确定位，往往在模糊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一方面说明，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舆论与国家安全存在某种联系，即存在“舆论安全”的命题；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学者对于舆论安全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直觉层面，还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
明确“舆论安全”这一基本概念在本文中的特定含义，是研究探讨舆论安全问题的前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对于安全到底是一种客观状态，还是一种主观感受，学者们有不同理解。夏保成等认为，安全首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人类对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与未来的一种自信；安全有时客观存在，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子杉认为，安全是客观的，不存在主观性，也不可能在具备客观性的同时又具备主观性，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安全与安全感的区别。 刘跃进认为，安全作为一种状态是客观的，它不是也不包括主观感觉，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任何主观成分，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笔者赞成安全是客观状态的说法，即安全是指主体的利益不受威胁、侵害及危害性影响的状态。
国家安全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的安全，根据安全的一般意义推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威胁和危害的状态。这种威胁和危害，可能来自于国家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国家内部。一般认为，国家安全体系至少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及生态安全等。
舆论安全同样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对“舆论安全”的定义，个别学者在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莹认为，“舆论安全”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在国家层面上，具体指的是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以及应对国际舆论维护国家权利的能力；另一层含义是在社会层面上，指一个社会的信息公开程度以及舆论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力。郭斯伦在《浅谈网络舆论安全及其法律保护》一文中，则将“网络舆论安全”界定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网络舆论本身的安全，即网络舆论本身免于他人的威胁、不受他人的危害；另一种是不使他人因为网络舆论而遭受威胁，免于网络舆论的危害。
上述定义是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两种对“舆论安全”概念的明确界定，有一定的参考。但是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这两种论断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对“舆论安全”概念中的“舆论”未作必要限定。舆论包括自发的舆论和自觉的舆论。自发舆论的主体是因为某个共同关注的公共事务而临时组合起来的群体，其利益诉求会随着群体的分化组合而不断调整，缺乏统一、稳定的目标，表现出即时、零乱、善变等特征，因而只是一种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这类舆论没有也不可能有安全不安全之分，自然也就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当舆论进入自觉层面，即舆论有了明确具体的利益主体和持久稳定的利益诉求，情况就不同了。这类舆论在实现自己的传播目标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各类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是潜在的威胁，也可能是现实的危害。这时，舆论的安全问题就会凸现出来。由此可见，界定“舆论安全”概念，必须区分自发的舆论和自觉的舆论。如果不加限定，容易引起误解，甚至会招致对“舆论安全”概念的否定。笔者发表在2009年第10期《红旗文稿》上的《论维护国家舆论安全》一文，经新华网等网络媒体转载后，引起一些网民的关注。其中，名为“涂鸦居士”的网民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他认为，“舆论本身无所谓‘安全’与‘不安全’，只有‘大小’、‘强弱’、对谁‘有利’或者‘不利’之别。国家有安全不安全之别，舆论没有安全不安全之分。” 他的这种观点，在对此文发表意见的网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对“舆论安全”概念普遍存在的理解偏差。
其次，对“舆论安全”的界定过宽。从构词法角度看，“舆论安全”实质上就是“舆论+安全”或者说是“舆论”的“安全”，因此研究的应该只是“舆论”本身的“安全”。尽管在研究舆论安全的过程中，会涉及舆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但这并不属于“舆论安全”的内容。这里不妨以“军事安全”来举例说明。军事安全是传统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指的是“主权国家应对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的能力”。 由这个定义不难看出，军事安全研究的是“军事”本身的安全问题，即武器装备精良与否、军人素质的高低、作战谋略的高下以及军事环境的优劣等等影响军事能力的各种因素。有关军事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实际上是从整体上把军事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因素，这已经超越了军事安全本身，属于比军事安全更高层次的问题。同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都有其特定的内涵，政治、经济、文化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同样不能归属到这些概念中去。因此，把舆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界定为“舆论安全”的内涵是不妥当的，犯了定义过宽的错误。高莹和郭斯伦的定义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笔者对“舆论安全”试作以下定义：舆论安全是指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免受威胁和危害，国家舆论在维护政治统治、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状态。
在这个定义中，明确了舆论安全实际上是国家舆论的安全。这表明，“舆论安全”所指的舆论，不仅不是自发舆论，也不是“政党舆论”、“新闻舆论”等其他类型的自觉舆论。自发舆论不存在安全问题，自然不在讨论之列。而“政党舆论”、“新闻舆论”虽然同为自觉舆论，但是舆论安全是就国家安全而言的，因此这里所说的舆论，必然特指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舆论，即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构以宣传、会议、文件等形式，对涉及本阶级利益的公共事务表达出来的阶级信念和态度。同时，定义中明确指出，维护舆论安全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这就使“舆论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明确的指向性。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本文的定义，“舆论安全”实际上等同于“国家舆论安全”的概念，使用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可以的。由于“舆论安全”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学者和舆论工作者约定俗成地使用，而且更为简洁；相对而言，“国家舆论安全”概念使用还不普遍，而且“国家舆论安全”既可以作“国家内的舆论安全”(securit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nation-state)讲，也可以作“国家舆论的安全”(security of national opinion)讲，容易产生歧义，引起概念混乱。因此，本文选择使用“舆论安全”概念。
二、舆论安全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在舆论安全的视角中，国家舆论具有维护政治统治、塑造国家形象的基本功能，这些功能要想得到正常发挥，就必须具备必要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如果这些能力因为某些原因受到限制或削弱，国家舆论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舆论安全虽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基本的是国家舆论传播安全、国家舆论引导安全和国家舆论自我更新安全。
1.国家舆论传播安全
国家舆论的有效传播，是国家舆论发挥自身作用的前提条件。衡量国家舆论传播的有效性可以有两项指标：一是国家舆论经过特定渠道传播后，要能够覆盖目标受众；二是受众对国家舆论表示认同，并作出国家舆论期待的反应。由于舆论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这两项指标在实践中很难得到精准的测量，但是舆情直报、网上调查等形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量化国家舆论传播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舆论要做到覆盖目标，实现与受众的良性互动，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传达到”，更要落实为“接收到”。换句话说，就是既要能“上得了天”，更要能“落得了地”；既要能“说得出来”，更要让人能“听得进去”。这需要国家舆论在传播过程中具备“硬”和“软”两个方面的能力。“硬”的一面是指国家舆论传播必需的物质基础，包括强有力的媒体系统，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以及运转高效、反应灵敏的传播机制等等；“软”的一面是指国家舆论传播的策略、技巧和手段等等。如果“硬能力”不足，国家舆论传播就会缺乏必要的平台支持，从而有话“说不出来”，或者即便说出来也是声音微弱，难以实现良好效果。如果“软能力”不足，国家舆论传播就容易给人刻板、乏味、面目可憎的印象，即便有强大的“硬能力”支持，也很难深入人心，造成物力的浪费。当国家舆论传播的能力不足时，国家舆论传播安全就会面临威胁。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的国家舆论传播能力还比较薄弱。从“硬能力”方面看，我国尽管媒体众多，但是总体实力偏弱，与西方媒体相比，更是处于明显劣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国家舆论有效传播。从“软能力”方面看，我国媒体在传播策略、传播形式、传播技巧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对外传播时，往往不注意研究国外受众的心理和习惯，沿用对内传播的方式方法，导致传播效果欠佳。
2.国家舆论引导安全
国家舆论对其他舆论进行引导，是国家舆论发挥自身作用的主要方式。国家舆论引导是指在其他舆论已经或者有可能发生偏向、突变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时，运用直接或间接手段，对舆论的总体运行进行科学、有效的引导和调节，使舆论回归正确轨道的过程。国家舆论的引导能力与其传播能力紧密相关，传播能力强，当国家舆论需要对其他舆论进行引导时就会相对容易；反之，传播能力弱，当国家舆论需要对其他舆论进行引导时就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这一点，在围绕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展开的国际舆论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事件发生后，尽管中国通过大量铁的事实拆穿了敌对势力的谎言，回击了种种加在中国头上的污蔑和诋毁，但是依然无法阻遏一波又一波反华舆论恶浪。中国试图引导国际舆论的努力，因为自身传播能力的薄弱，最终并没能在根本上扭转由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
国家舆论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所有危及统治阶级利益的舆论都是国家舆论需要引导的对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国家舆论必须对这些舆论一律采取压制、抨击的态度。总体而言，不论是从时间维度看，还是从空间维度看，与各种舆论和谐共处，应该是国家舆论的常态，这也是国家舆论发挥自身功能的最佳状态。如果国家舆论长时间、大范围地与其他舆论发生冲突和对立，国家舆论就无法正常发挥统摄、引领其他舆论的作用，也就会弱化直至丧失维护政治统治的职能。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认真考虑国家舆论是否过于敏感，存在过度干预其他舆论的倾向。如果是，就应该认真审视国家舆论的调控原则和反应机制是否合理。
3.国家舆论自我更新安全
国家舆论的自我更新，是国家舆论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保证。国家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如果国家舆论的自我更新能力衰退甚至丧失，国家舆论就会变得僵化、落伍，与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形成隔膜。这种情况下，国家舆论就会与社会舆论乃至国际舆论发生激烈冲突，难以发挥对其他舆论的引导作用，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束缚。
国际舆论的自我更新，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机制为保障，主要包括严谨缜密的国家舆论形成机制、迅捷深入的国家舆论分析机制和务实高效的国家舆论调整机制等等。与国家舆论的传播能力和引导能力相比，国家舆论自我更新能力的重要意义容易被忽视。但实际上，只有不断地对国家舆论进行检视、更新和完善，使国家舆论紧跟时代的步伐，最大限度地顺应不同舆论主体的利益诉求，国家舆论才可能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也才能真正发挥传播和引导作用。可见，国家舆论的传播能力、引导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任何一个方面的能力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国家舆论自身功能的发挥。
明确了舆论安全的上述三个基本内容，就找到了维护舆论安全的三个着力点。同时也表明，舆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不是舆论安全的内容，一些学者将其视为舆论安全本身，是对“舆论安全”概念的误解。事实上，各类舆论之所以能对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恰恰是因为国家舆论对各领域、各层面舆论的统摄、引导和调控能力降低到了相应水平，已经无法承担起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职能。换句话说，因为舆论安全出了问题，才导致各类舆论危及国家安全。
分析了舆论安全的基本内容，还必须进一步分析舆论安全的主要特点。与国家安全体系其他组成部分相比，舆论安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全局性。舆论传播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几乎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随时随地地对这些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舆论安全因此与各种安全类型产生了交叉关系，形成政治舆论安全、经济舆论安全、文化舆论安全等新的安全类型。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以舆论安全为纽带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事实上，舆论安全既可以成为维护其他领域安全的一道屏障，也可以成为刺入其他领域安全的一把利刃。这表明，舆论安全涉及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全局性、复合型的安全类型。（2）联动性。由于舆论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产生多边联系，因此，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可能引发舆论危机，这种危机通过舆论传导，又有可能进一步延展到其他领域，形成舆论安全与其他领域安全的联动效应。例如，2008年初，一些日本消费者在食用了同一种来自中国河北的冷冻饺子后，相继发生食物中毒。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冷冻水饺中含有机磷系杀虫剂“甲胺磷”。经过调查，中国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因农药残留问题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而是人为的个案。这原本只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偶发事件，但是经过媒体集中报道，特别是少数西方媒体充斥偏见的炒作之后，迅速演变成一场质疑中国食品安全的舆论危机。这场危机很快延伸至外交领域，使本来就处于敏感状态的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同时，国际舆论中还出现了质疑中国能否保证奥运食品安全的声音，使这一事件进一步被涂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个案例突出反映了舆论安全的联动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维护舆论安全的重要意义。（3）动态性。在维护、巩固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一时的威胁、危险被消除了，而新的、潜在的威胁、危险又会出现。因此，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都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就舆论安全而言，由于舆论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意识形式，无所不在又复杂多变，因此舆论安全的这种动态性更为突出。每当出现舆论冲突或者危机，特别是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后，舆论安全就会立刻处于临阵状态，随时需要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应对策略。可见，如果从微观、具体的层面看，舆论安全甚至可以说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之中。
三、舆论安全与相关概念
目前，有关舆论安全问题的专门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因为对“舆论安全”概念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对“舆论安全问题是否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舆论安全问题，但往往将其简单地纳入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相关范畴，忽视了舆论安全的独立性以及同其他安全客体的差异性。这些都妨碍了对舆论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厘清舆论安全与其他相关范畴的关系，对于研究舆论安全问题极为必要。
1.与政治安全的联系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核心。正因如此，有的学者甚至将政治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目前，国内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学者对政治安全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有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界定，认为政治安全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和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有的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界定，认为政治安全指国家保障基本政治制度与体制的安全，它要求国家确立的基本制度得以保持，政治体制要相对稳定，主体意识形态得以维护。
政治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十分紧密。强烈的政治属性是国家舆论最为鲜明的特征。不论是对内维护政治统治，还是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国家舆论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维护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国家舆论在国际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特殊作用。舆论安全失控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迅速、最剧烈的。当舆论冲突加剧，国家舆论失去应有的引导和控制能力时，在国际层面就会引发外交冲突，在国内层面则会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威胁政治安全。正因如此，舆论安全常常会被视为政治安全的一个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一书在论述“全球化时代政治安全的实现和保证”时，就提出要“重视信息媒体和舆论争夺在政治中的作用”。
2.与文化安全的联系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安全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胡惠林教授是我国较早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具体而言，就是“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 刘跃进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
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重要基础，它是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基石和源泉。文化与舆论的联系体现于舆论的文化功能。舆论在文化的丰富、整合、交流与传承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舆论传播能力同属于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因此，文化与舆论的关系也十分紧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舆论工作就被放在了有关文化建设的段落中。
文化与舆论的这种紧密联系，使得在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时，舆论安全往往也会被视为文化安全的一个方面而纳入其中。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舆论安全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方面，有着与文化安全一致的价值追求；二是因为文化安全所面临的外来文化入侵的威胁，也是影响国家舆论引导能力、威胁舆论安全的重要因素；三是因为提升文化产业水平和文化传播能力，既是文化安全所要研究的内容，也是舆论安全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几方面的原因，很容易使人将舆论安全与文化安全混为一谈。
3.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联系
许多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安全称为“政治安全的灵魂”，并将其解释为维护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稳定和健康延续，保障其不受外来侵害和内部挑战的一种没有危险的状态。 也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到文化安全范畴，胡惠林在其专著中，就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来讨论。夏保成则将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肌体的安全和国家生存环境的安全并列，作为国家安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因此对其单独加以分析。
国家舆论以意识形态为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意识形态以国家舆论为传播载体和思想源泉，二者呈现出相互交织的关系，常常被误认为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舆论斗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形式。例如，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历来都是以舆论为前沿阵地和主攻武器的。
除了上述几种概念以外，舆论安全有时也会被纳入到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问题中，这里不再逐一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总之，由于舆论安全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到目前为止，舆论安全问题基本都是被夹杂在相关问题中进行讨论的。但是，这些概念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安全客体不同。不论是舆论安全，还是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都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安全所体现的领域和维护的对象。客体的不同，是区分各种安全类型最直接、最明了的依据。舆论安全与上述几种相关安全类型的客体存在交叉关系，这种交叉关系的交汇点是“意识形态”。换句话说，维护某种“意识形态”，是舆论安全及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都要涉及的内容，这反映了它们彼此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但是因为安全客体的不同，使它们彼此得以明确区分。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即舆论安全体现于舆论领域，所要维护的对象是国家舆论。相应的，政治安全的客体是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客体是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安全类型的内容，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就更为明显。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政治安全是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文化安全是要维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发展，意识形态安全则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即便仅就客体而言，舆论安全也是一个无法被其他安全类型替代的概念，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或意识形态安全涵盖舆论安全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纠正。
其次，安全威胁不同。安全与危险相对，不同的安全类型往往面临不同的威胁。就舆论安全而言，国家舆论总要面对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从内部来看，国家舆论一方面有可能会因为自身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手段单一、传播方式落后等原因，导致传播效果不佳，削弱了应有的传播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为社会结构变动、社会规范真空、社会阶层裂变等原因，导致国家舆论正常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用的难度加大，削弱了应有的引导能力。从外部来看，一个国家有可能会因为自身传播和引导能力的孱弱，或是受到国际强势舆论的刻意挤压或遏制，导致在国际社会中的表达权、话语权和申诉权得不到应有保障。可见，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
第三，安全目标不同。从根本上说，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各种安全类型的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但是，这种根本目标都是通过各自具体的路径实现的。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对这种正常状态产生的任何破坏，都构成舆论安全问题。具体而言，舆论安全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舆论安全，只有国家舆论对社会成员的传播和引导不受各种因素干扰，国家舆论始终拥有对社会舆论应有的统摄和控制能力，国家舆论才称得上安全；二是对外的舆论安全，只有国家舆论的对外传播不受挤压和遏制，国家舆论在国际社会中始终能够正常行使国家应有的表达权、话语权和申诉权，国家舆论才称得上安全。显然，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也是其他安全类型无法完成的目标。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明确，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当中，舆论安全是一种客体清楚、目标明确、自成一体的安全类型，与其他安全类型的紧密联系并不能妨碍其独立性。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有助于确立舆论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从理论上对舆论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加强对舆论安全的维护和国家舆论安全战略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刘建明：《舆论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3] 朱金平：《舆论战》，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
[4] 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葛东升：《国家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 [FS:PAGE]
文章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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