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就严厉批评公文旅行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他说：“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还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他还说，“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
邓小平认为，公文旅行和现行的体制有关。他说：“大家对公文盘旋许久、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明确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邓小平要求“中央和国家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
邓小平一贯主张，文件应具有可行性，所作的规定应当是办得到的。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为党的十二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两个文件时，充分肯定了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是比较成熟的”，同时还指出对那些“做不到”的规定“还要推敲”，例如党章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就做不到。他强调指出：“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
